读书马上

追杀迪克

1962年春的一天夜里,一名短小健壮的俄国人走进美国联邦调查局(以下简称FBI)在曼哈顿市中心的办公大楼,提出愿意为美国充当间谍。此人名叫阿列克谢·库拉克,39岁,当时正以科学官员的身份在联合国做卧底。他声称对自己在真正雇主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以下简称克格勃)那里的发展前景不甚满意。

库拉克走进FBI办公大楼是冒着巨大的风险的。该建筑位于第三大道拐弯处的东69街——距离位于68街林荫大道的苏联联合国特派团驻地(此处是数十名克格勃特工的隐蔽场所)仅有三个街区。『你难道不担心他们会监视FBI大楼吗?』一名FBI特工问。

『不,』库拉克回答说,『我们所有人都出去与你们的迪克见面了。』

你们的迪克。

俄国人明确指明在FBI内部潜伏着一名克格勃间谍。他只说了几个词,却在FBI引发了一场滔天动荡,一连数十年鸡犬不宁,甚至到现在仍悬而未决。

库拉克成为FBI的第十号线人,代号『费朵拉』,(背地里,FBI特工称他为『死胖子』。)他所提供的苏联潜伏间谍则被称为『不明嫌疑人迪克』。
大卫·梅杰在FBI当了24年的反间谍特工,并成为首位被派往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的FBI官员。他说,当晚,直到该局发动了抓内鬼行动之后,库拉克才离开大楼,而此次搜捕『撼动了FBI的根基』。在此后三十年间,数以百计特工的职业生涯都笼罩在调查研究的阴影下。谈到其负面效应,梅杰援引了美国情报史上一起类似案例作为对照:美中央情报局(以下简称CIA)开展的捉拿内鬼詹姆斯·杰西·安格勒顿的行动臭名昭著,在安格勒顿被解雇前的1961-1974年间,不仅令CIA苏联区的行动陷入瘫痪,而且使该部多达50名忠诚官员的事业受损或毁于一旦。『你知道安格勒顿是如何把局里搞得乌烟瘴气的,』梅杰(1994年从FBI退休)告诉我,『好吧,现在历史又重演了。迪克搞得局里人心大乱。但此事从未公开过。』

2002年,我为《间谍:FBI探员罗伯特·汉森背叛美国内幕》寻找素材时,首次获悉『不明嫌疑人迪克』。当时我向梅杰问起抓捕迪克一事时,他的回答是:『一提到那个名字我就毛骨悚然。你是怎么知道「不明嫌疑人迪克」的?』接着便不愿深谈此事了。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最近,梅杰及其他一些人同意聊聊。这篇文章便是基于对30名现任或前任FBI特工的访谈撰写而成,追溯了FBI历史上一桩最敏感的调查(而且,也被认定为迄今为止第一起内鬼搜捕事件)的经过及效果。『这是第一次,』当时在纽约担任FBI反间谍特工、后来任职情报业务副局长的帕特里克·沃森说,『我第一次对迪克的空前影响力有了认识。』

调查局的首要任务是确保不要将查找迪克的使命部署给迪克本人。为降低这种风险,搜捕工作被分配给了两位可信赖的资深反间谍特工约瑟夫·亨格姆尔和约瑟夫·帕尔古塔,二人既是好友又是同事。

亨格姆尔是『一个高大健壮的家伙,超过六英尺,鲁莽,说不上一两句话就爆粗口,』迈克尔·瓦格斯帕克回忆说,他也是一名经验丰富的FBI局反间谍特工。『他负责纽约分部的苏联项目。』亨格姆尔后来调到FBI华盛顿特区总部,担任苏联部负责人,于1987年退休,1989年去世。帕尔古塔也是铁塔似的人物——『高大、秃顶、强壮,十分热情,』瓦特森说。『我总以为他是斯拉夫人。你别说他看起来像俄罗斯人,他不喜欢那样。』但是帕尔古塔通过贝立兹录音自学了俄语,并且说得很流利。根据另一名前反间谍特工约翰·欧弗拉赫提所说,他的口音足以让人相信他过去有时会假扮俄国人。帕尔古塔在纽约担任反间谍特工达27年,于1976年退休,1988年去世。

仅仅知道一个名字,还不确定它是目标人物的真实名字或克格勃代号,亨格姆尔和帕尔古塔就着手搜捕内鬼了。

作为FBI最大的实战机构,纽约区拥有上千名特工。『苏联部大约有六或七支小分队,每个队大约20-25人,』一名当时被分配到纽约的FBI反间谍特工说。『一些人负责监视联合国,一些人监视与苏联人接触的美国人。外加几支警戒小队和一支监控小队,每个小队估计有50人,那么,六或七支小队总共有超过300名特工在看着苏联人——这意味着那些小队里的每一个人都是潜在嫌犯。』包括以调查东欧为目标的FBI特工,怀疑对象的合理数字合计约为500人。

当然,每个叫迪克的人都必须经受调查。『迪克·麦卡斯是首个被怀疑的人,就因为他的名字,』绰号『大鹅』的沃尔特·C.格思尔说,他是一名纽约FBI反间谍特工,从业26年,1978年退休。理查德·F.麦卡斯(注:迪克是理查德的昵称)当时负责监视格鲁乌,即苏联军事情报总局。他说,本以为间谍搜捕人员会调查他,但他们从未问过他。『我希望我是嫌疑人——他们必须从姓名中的名字查起,』他说。『我很不爽,如果我知道谁是间谍,肯定会把他痛打一顿。』他补充说,任何一个为俄国人做间谍的FBI特工肯定都是『疯子』。

间谍搜捕人员获知的另一条也是唯一一条提示是,在库拉克走进FBI办公室当晚,他说,迪克出去与克格勃会面了。这使库拉克确信他不是在跟那个间谍交谈,而他对后者的身份和外貌一无所知。这给了亨格姆尔和帕尔古塔一条线索,尽管微不足道。他们试图通过锁定那一刻走在街上的人,来缩小嫌疑人的范围。『根据考勤表,你可以看出那天哪些人来上班,他们什么签到,考勤表上都有记录,』前FBI特工埃德温·沃辛顿说,上世纪八十年代,作为负责调查美国情报渗透案件的总部官员,他曾看过有关『不明嫌疑人迪克』的卷宗。

尽管亨格穆勒和帕尔古塔口风很紧,但局里的消息不胫而走,说他们在深入调查反间谍特工的背景及其所处理的案件,说后者有可能是克格勃的卧底。为了安全起见,搜捕内鬼的人在FBI纽约办公楼的一间无窗密室里工作,与同一楼层的其他部分独立分隔开来。梅杰说,『调查本应秘密进 chanel sac pas cher 行,但人人都心知肚明。』当时在纽约担任反间谍特工的詹姆斯·霍尔特说,搜捕间谍令士气涣散:『纽约办公室的人们惊慌失措,因为每个人都知道自己活在枪口下,正处于监视之中。』

忧虑的原因之一是,许多特工担心调查可能会发现自己的其他罪行,如酗酒、婚外恋等问题,让他们陷入困境。一名完整经历了搜捕内鬼前后过程的特工回忆说,『有个家伙每天早晨上班点卯前,都要到酒吧走一趟。』

人们还清楚地发现FBI在监听旗下工作人员。1964年,詹姆斯·诺兰到纽约成为一名反间谍特工后,需要一个住的地方,想打电话找公寓。依据埃德加·胡佛的指示,FBI禁止特工因私事使用局里电话。所以,诺兰下楼到大楼停车场使用付费电话。他碰巧遇到了一名在纽约办公室工作很久的特工。

当诺兰开始拿起电话,他的同事低声说:『别用那个。』然后他向诺兰讲了搜捕『不明嫌疑人迪克』的事。几年后诺兰成了FBI的副助理局长,他得出的结论是,如果FBI连车库的公用电话都要窃听,那么,事情恐怕不仅于此,特工办公室的电话或许也被监听了。

大卫·梅杰1972年被分配到FBI纽瓦克办公室时,就听说过『不明嫌疑人迪克』案件。『那时我正在侦查一桩绑架案,』他说。『我们在巴约纳大桥上监视。我和原来曾在纽约办公室工作的一名特工在一起。凌晨两三点钟,这名特工开始跟我说起这个案子。他的情绪异常激动,因为正是由于这桩案件,他才被调到纽瓦克。这名特工告诉我,因为搜捕「不明嫌疑人迪克」,不计其数的人被调离纽约。后来我了解到,西海岸的一名特工也是由于同样原因被调离原职。』他说,那些调离——远离FBI对苏联的反间谍行动——美其名曰是出于『安全考虑』。

与此同时,调查似乎并没有更接近目标。1964或1965年间,另一位克格勃特工瓦伦丁·利索夫供述,FBI已被渗透,但再次未给出细节。间谍搜捕人员决定尝试新花样——『浑水摸鱼』行动,即派出一名FBI特工,装扮成向克格勃提供服务的叛徒,以期在谈话中得到一些线索,揪出『不明嫌疑人迪克』。

一名前FBI反间谍特工解释了『浑水摸鱼』行动是怎样进行的:『一名街头特工充当我们的哨兵,进入瓦伦丁·利索夫的公寓,这里是克格勃在纽约的住处。利索夫还没来得及把门关上,我们的特工便说要跟他在某某时间、地点见面。』

事实上,一名克格勃反间谍特工在约定的时间和地点出现了。『这项行动我们已经进行六个月了,为此开过三四次会,』前反间谍特工说。『我希望,他们的问题,不管是问出来的还是没问出来的,能将我们引向迪克——因为那表明他们在那些地区已经有线人了。他们可能会给我们一些关于迪克身份的线索。如果克格勃想要得到更多迪克参与事件的信息,他们也可能会提到他。』但是,克格勃『从来没有问到相关问题』,因此,行动无果而终。

这么多特工需要调查,间谍搜捕行动似乎没有尽头。』这项行动进行几年了,』某FBI苏联部前负责人说。『把我们都逼疯了。』

随着调查的继续,阿列克谢·库拉克现身FBI之时引出的问题也被放大了:他是一名FBI真正『需要的特工』?还是克格勃安插的双重间谍?如果他是双重间谍,那么,关于『不明嫌疑人迪克』的警告还可信吗?一些FBI特工认为,库拉克只是在跟FBI耍心眼儿,迪克是不存在的。与『不明嫌疑人迪克』搜捕行动一样,关于库拉克的争论也持续了几十年,同时还伴随着纽约办公室人员的互不信任,以及总部内的紧张氛围。一名曾在FBI总部担任苏联部副主任的前反间谍特工说,他经常改变想法。『我确实接触并通读过「费朵拉」文件。1988年我退休时,这些卷宗共有92卷,』他说。『我认为「费朵拉」上面的信息可能没有问题。有些人对10号线人的诚实性存在质疑,我也会如此,这全部取决于我起床时的心情。』

库拉克是一切纷乱的源头。1961年11月28日他首次来到纽约,仅数月后,他就带着关于迪克的惊人消息现身FBI办公室。库拉克身为化学博士,表面上在某联合国委员会担任顾问工作,负责调查核辐射的影响,暗地里的真正任务则是为克格勃收集科技情报。1963年2月,他换了个掩护工作,开始担任苏联驻联合国使团的科学专员。1967年,库拉克返回莫斯科。1971年他又回到这个在纽约的苏联使团,在那里待了六年后回国,之后再没离开苏联。总而言之,他为FBI提供情报长达十年。

他定期与几位FBI特工秘密碰头,这些见面的录像带显示,桌子上放着一瓶苏格兰威士忌,库拉克醉得厉害,显然这瓶酒是做任务报告时的必要提神剂。

『这些年来他提供的情报多半很有用,非常有利于识别其他克格勃官员的身份,』一位时任纽约反间谍特工的前FBI高官说。他说,库位克认出了在纽约的所有克格勃人员,以及他们的许多线人。』有人说库拉克如此嗜酒如命,没人会选他来做卧底,』这位特工告诉我。『关于这一点众说纷纭。我认为他极有可能是真的,但并不是说他说的句句是真。』

在大卫·梅杰看来,库拉克是『FBI最重要的线人之一』,也是『FBI任用的第一位克格勃官员』。他补充说,『克格勃怎么可能安排一个参谋官假装叛变。要是他果真叛变了呢?』其他FBI老人认为,库拉克真的是自愿来FBI工作。『要别人信任自己很难,必得有所贡献,』艾德文·沃辛顿说。『供出纽约的所有克格勃人员身份是个大举动。他提供的情报不是一般的多。他们(克格勃)可不会允许这么做。』

『我们根据「费朵拉」提供的情报把不少人关进了大牢,』另一位前FBI反间谍特工说。这位特工指出,库拉克『说迪克向克格勃提供了我们的监视代码』(即FBI监视人员之间所使用的秘密代码,便于沟通苏联特工的行动时间和方向)。『这种代码每天都会变,』该特工说,但『俄国人有本事监听我们的对话。』库拉克『在代码泄露问题上交待得相当具体,显然克格勃拿到了代码。』鉴于十年间库拉克提供的情报在质量和数量上都很可观,胡佛认为『费朵拉』是一位可信的FBI线人。

然而,撇开库拉克提供的情报,间谍搜捕人员必须考虑库拉克是卧底的可能性。退现已休的FBI长期分析师保罗·莫尔说,『克格勃知道,这会引起FBI内部的自相残杀。』

在库拉克是否忠诚的问题上,美国中央情报局(以下简称CIA)亦没有把握。反间谍首脑詹姆斯·安格勒顿从不相信他是货真价实,当时安格勒顿只认为库拉克是俄国叛逃者,后者说服他相信,20世纪60年代中苏关系破裂,只不过是为了迷惑西方国家所上演的戏码。那时,这个观点被普遍认为是无稽之谈,此后,更是彻底不足为信。安格勒顿被解雇后,他的继任者推断后认为,库拉克的信息是可靠的,两位CIA反间谍专家奉命查看了他与FBI签署的协议后,对此观点表示赞同。

但是,另一些对库拉克为美国效力持怀疑态度的人士指出,1976年他回到莫斯科时,并未遭到处决,这与格鲁乌官员德米特里·费多柔非·伯利亚科夫的结局大相径庭。德米特里同时为CIA和FBI提供情报,时间长达18年,直到20世纪80年代CIA间谍奥尔迪里奇·埃姆斯叛变后才暴露。人们注意到,尽管多家美国媒体报道隐晦地暗示说,FBI在纽约拥有一名克格勃线人,但库拉克回国后仍安然无恙。1978年,《李·哈维·奥斯瓦尔德的秘密世界》出版,该书作者爱德华·爱博斯坦胆大包天,在书中提到代号为『费朵拉』的克格勃官员以科学与技术专家的身份潜藏在联合国。在最后一次离开纽约之前,库拉克同意在莫斯科为CIA提供情报,并且照做了,在秘密传递点留下讯息。据此书披露,局里担心他的安危,愿意提供机会帮助他逃出莫斯科。他拒绝了,说他会没事的。他从未被逮捕。情报局最后收到的信息是他于20世纪80年代初自然死亡。

奥列格·卡卢金是一名克格勃少将,后来成为对情报机构直言不讳的批评家,并于1995年搬到美国。在一次访谈中他谈到苏联『怀疑过库拉克,但是缺乏足够的证据』,再加上他在二战期间战功赫赫。『他曾是苏联的英雄,』卡卢金说,苏联奖章大致可与美国国会荣誉勋章相提并论。卡卢金和其他人说,在某种程度上,这些勋章为库拉克提供了绝妙的掩护。

在FBI是否潜藏着克格勃间谍的问题上,卡卢金的答案是肯定的。从1958年起,在随后的五年里,卡卢金在纽约工作,秘密为克格勃提供情报。起先,在一系列访谈中,他谈到他只是『大概知道这个案子,我没有渠道接触案子,只是知道在局里有人会提供真实的情报。确有一个名叫迪克的人。』但是,随后卡卢金说,实际上,他曾不止一次亲自付钱给为克格勃提供信息的FBI特工。『我付钱给迪克,但不知道他的真实姓名,』卡卢金说,未提及具体付了多少钱。

15年间,FBI共付给库拉克10万美元,但库拉克却认为,除了钱他可能应获得更多东西。一名特工说,库拉克总是担心『不明嫌疑人迪克』会察觉他在为FBI效力,并将他的所作所为告诉克格勃。『正是这个原因使库拉克萎靡不振,』该特工表示,库拉克『不断要求FBI将迪克找出来』。

然而,随着时间的流逝,搜捕间谍的工作慢慢延宕下来。帕尔古塔于1976年退休(当时库拉克仍在纽约),原搜捕小组里只剩下亨格姆尔热情不减。到1987年亨格姆尔退休时,这件事便被其他要务所代替、无人问津了。1985年是FBI的『间谍年』,局里的人忙于大肆逮捕间谍,包括海军间谍头目约翰·瓦尔克、为以色列效力的海军分析师乔纳森·波拉德,以及国家安全局前雇员罗纳德·佩尔顿,他曾向苏联传送秘密情报。

但那时,已经查出了第一名安插在FBI——名叫理查德·米勒的洛杉矶官员,此人于1984年被捕,罪名是为苏联充当间谍,被判终身监禁。1996年,揪出了第二名间谍厄尔·埃德温·皮茨,被判驱逐出美国,长达27年。(汉森,这名让FBI恨得牙根痒痒的苏联间谍,于2001年被捕,被判终身监禁。)但尽管『不明嫌疑人迪克』的线索寥寥,FBI并不想就此罢手。

20世纪80年代中期,一位名为罗伯特·金的分析师宣布,他早已知道了谁是迪克。金于1980年加入FBI,此前曾效力于CIA,他与同事詹姆斯·米尔本专门负责侦查该局的渗透分子。

在他第二次与库拉克见面时,后者提供了两条信息,使其受益不浅。第一条信息是,KGB有一个线人从FBI退休,居住在纽约皇后区,该区是纽约的住宅区,大批在曼哈顿付不起房租的FBI间谍非常喜欢那里;第二条是,该线人姓氏的首字母是斯拉夫字母G,这也是其在KGB的代号。金想知道KGB在皇后区的线人是不是就是『不明嫌疑人迪克』。

金煞费苦心,把20世纪60年代居住在纽约皇后区的FBI特工逐个排查,发现其中一名间谍早在一次纽约政府的例行检查中即被甄别出来。这名特工并不从事反间谍活动,而是从事国内治安和对腐败进行调查。他办事不利,问题颇多,其中包括酗酒,可能正是这一点使其成为KGB招募的对象。大约是在1964年他35岁时,因身体残疾而退休。

金会说俄语,他把斯拉夫字母译为罗马字母,但与那位前特工名字的首字母并不相符。之后金意识到,译为斯拉夫字母的罗马字母可能再次译为另一个不同的罗马字母。经过尝试,名字终于吻合。差不多过了25年,FBI的怀疑才第一次有据可循。

一名FBI特工被派去皇后区面见嫌疑人。后者否认自己是间谍。金和米尔本再次与这个人面谈,他再次否认。两个经验丰富的FBI反间谍特工第三次拜访了他;一人倾向于相信他的否认,另一人却不相信。

金仍确定他最后发现了『不明嫌疑人迪克』,他的自信似乎得到克格勃档案的支持。1973年,奥列格·卡卢金在莫斯科担任克格勃全球外国反间谍局长。出于好奇,他审阅了关于他年轻时在纽约当间谍那几年的几份文件。『有一份文件是关于FBI里的一个人,』卡卢金告诉我,『他退休了,居住在皇后区,』那人就是间谍库拉克警告过的、被FBI称为『不明嫌疑人迪克』。在1994年的回忆录《第一理事会》中,卡卢金写道,曾派遣在纽约的克格勃特工去找他,要求他提供更多信息,但遭到拒绝。

卡卢金告诉我,那人说,『我已经把知道的全告诉你们了,』但他说,已记不住这人的真实姓名或他的克格勃代号。

由于缺少嫌疑人的供词,FBI没有正式接受金的观点,没有对这名前特工提起诉讼。『间谍活动是一种非常难以证明的犯罪活动,』帕特里克·沃森指出。『除非嫌疑人亲口承认,或在向外国势力传递信息的行动中当场被抓,否则,逮捕和起诉都是不太可能的。』如果要起诉,当局将不得不公开库拉克的身份(当时还未公开)以及他所提供的信息。『问题是,很多时候,你所倚重的线人无法到法庭作证,』沃森说。

直到今天,FBI仍对『不明嫌疑人迪克』一案保持缄默。在对多次评论要求的回应中,该局发言人都说无可奉告,并表示,『反间谍情报副局长不会对此案加以确认或否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