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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向巴黎

在小丘广场(Plee du Tertre),圣心堂(Sacre-Coeur)勾勒出了巴黎北方的空中轮廓线。在圣心堂后面,许多画家展示他们的油画,画的是寨纳河、巴黎圣母院和林荫大道。画作廉价、粗俗,油画颜料倒是真的。不过,也不尽是虚情假意。比起伟大艺术(great art)来,贫穷艺术 ( poor art)的意图的确要友善得多。有时会有一两个游客买上一幅油画,不过更令人感兴趣的交易却是肖像。

出售肖像的是另外一些画家,他们逡巡漫游在这小小地方的咖啡桌之间,客客气气地与外国或外省的访客搭讪。 一幅炭笔或孔特粉笔的素描,立等可取。价格可能高达一百美元。不过,却有不计其数的游客乐于接受交易,在街角静立一刻钟或一小时,让人画像,然后付完钱,快快乐乐地离开。为什么?

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把我们引向另一个问题。人们为什么要参观世界各地的美术馆?欣赏艺术?我才不相信这种鬼话。事实上,人们到大博物馆去,是为了观看那些曾经生活过的人们,观看那些已经死去的人们。那些旅行者之所以愿意摆好姿势,在小丘广场的人行道上静立一刻钟甚至一小时,也是出于同样的原因,他们相信他们的模样已经得到保存并传诸后世,为他们的晚年,为他们的子孙——如果画像“捕获”了他们的样子的话。一百美元换得不朽之境的门票,这笔买卖还是合算的。

在这些交易中,人们总是小心翼翼地助长着这样的暗示,自然,这很荒唐:小丘广场出产的肖像,在某种意义上是得到雷诺阿、凡・高、郁特里罗(Utrillo)、毕加索以及所有其他伟大画家“认证”的——半个世纪或更久以前,他们就在这里,在这同一个广场,在这小小地方,在喊一声就能听得到的范围之内,创作、喝酒、挨饿。不过,这是艺术批评方面的问题,与存在论赌注(ontological wager)没有什么关系:所谓存在论赌注,就是那种认为相貌一旦捕获,即可承载存在之秘密的看法。

神秘的巴黎啊!我怎样才能为这座城市造像?我说的不是印在硬币上的官方形象。而是某种更亲切的东西。我出生的日期表明,我的父母是在玛德莱娜教堂和巴黎歌剧院之间的某个旅馆怀上我的。

玛德莱娜教堂(The Madeleine)建于十九世纪,那时它备受称赞,因为它更像一个银行而不是教堂。它是世俗化精神的一座丰碑, 与从前抹大拉为一位风尘仆仆的传教者洗脚的精神保持了恰当的距离。如今,它的内部就像一个半空的仓库,装着各种各样破碎的公众希望。

我宁愿设想,1926年的那座旅馆比起现在距离歌剧院更近一些。或许今天,在这个位于地下二层的地下室,每天下午都有一场茶舞会。彩色的频闪灯一圈一圈回旋,沿着舞池一侧的镜面墙,反映着转动的舞者。音乐是仿效不久以前流行的风格——华尔兹、探戈、狐步舞。这是一个老式的闪闪发光的阿拉丁山洞。在这里,每当下午四点到七点之间,时间、日期、年岁,都被撇在一边(不是遗忘)。

上了年纪、穿着考究的中年男人,来到这里消遣,与素未谋面的女人跳舞。年轻而有教养的女人,怀着对生活的些许失望,来到这里,期待着邂逅一位善良的鳏夫。她们不是轻佻的女人。她们梦想成为体面的妻子,或者通情达理的情妇。这儿有一个吧台,但是很少有人饮酒。最大的快乐是跳舞,每个人都跳得极其出色。

这些女人和男人都以自己善于营生、讲求实际为傲。在这方面,他们身上带有一种典型的巴黎人的一丝不苟。一种时髦。不过,令人感动的是,下午四点到七点之间,在音乐声中,一种不合情理的希望仍然在此忽隐忽现地闪烁和延续。

1926年,我的母亲怀上了我。父母用甜蜜的幻想包围着我,但并不期待我成为任何一方面的专家,因为他们不是巴黎人。在他们而言,这城市只是一个蜜月而已。在我,却是一个居住了二十五年之久的国家的首都。然而那使巴黎有别于其他城市的东西,也许并未改变太多。怎么画出它的样子呢?

夏日的清晨,搭上郊区的第一班地铁。第一群燕子飞上了天空。树下的垃圾筒尚未倒空。在公寓楼之间,有一片不相称的小块玉米地。巴黎的城郊需要它们自己的肖像。在它们中间,你会发现印象派画家所描绘的世界那硕果仅存的残留细节。它们是时代错乱的产物,是临时代用的物品,看起来就像是为了违禁交易建造起来的。它们是边缘的,在这个词获得流行很久以前。有一个人昏昏欲睡地修 剪着自家前院微型花园的树篱,甚至还穿着他的睡衣睡裤。蜂巢星团。一个外卖汉堡柜台,尚未开门,却残留着昨日的奶油香味。富有的巴黎人并不住在郊区:他们住在市中心。登上火车。

这时路上车流还很少。沿街停放的轿车就像是无声的玩具汽车。在街角,新鲜羊角面包的香味从一个法式蛋糕店里飘出来。这是梳妆打扮的时刻。在水果蔬菜商店,两个男人正在摆放水果和蔬菜,就像他们是女帽商。咖啡馆里的一位大叔正用放大镜查看早报上的股票行情。不用等他吩咐,一杯咖啡已经端到他的而前。最后一条街已经清洗过。毛巾在哪里,妈妈?

这个奇怪的问题,慢慢飘进我的心里,因为再也没有什么比巴黎的中心更像一个无休无止的住宅内部。建筑成了家具,庭院成了地毯和挂毯,街道就像走廊,林荫大道则像温室。这是一座住宅,至今已有一个世纪或两个世纪的历史,金碧辉煌、富有资产阶级情调、卓越不凡。若要走出这座房子,或者甩上身后的大门,唯一的办法就是离开巴黎中心。

数量庞大的小商店、手工艺人、时装店,构成了房子里的物品,它的仆人,在此日夜不休地时时提供维护。他们的技能相互关联,十分古怪:理发和雕刻、缝纫和木工、 裁缝和石工、饰带制造和熟铁工艺、制衣和绘画。巴黎就是一座公馆。它的梦想是世上最城市化的,也是陈设最考究的。

看看巴尔扎克的书房足矣(如今是一个博物馆,位于 Rue Raynouard, 16ème)。这个书房并不奢华。远远谈不上。不过,配有家具、房间封闭、贴着墙纸、装饰优雅并带有镶嵌工艺,甚至达到了这样的程度:除了巴黎人,任何人在这房间站立都会感到压抑和憋屈。不过这却非常适合于这座城市的幻想:巴尔扎结的小说是关于财产、人心、命运的故事,而所有这些力量在巴黎交汇的天然场所,就是沙龙。战场就在床上、地毯上、柜台上。巴黎出产的一切东西都是为室内的使用准备的。甚至在典型的巴黎天空中,那不可思议的银色光芒,也像一扇镶着框子的天窗。

什么人居住在巴黎这座宅第之中呢?每个城市都有自己的性别,有自己的年龄,这和人口统计学没有什么关系。罗马是女性。敖德萨也是。伦敦是一个少年,一个顽童,而且,关于这一点,从狄更斯的时代开始就没什么变化。

巴黎呢,我相信,是一名男子,正当二十多岁的年纪,却爱上了一位年长的妇人。他的母亲有点把他宠坏了,不过,溺爱的方式多为购物,而非亲吻。他无所不谈,他相貌英俊——也许这一次,“清爽”这个词是恰当的,而且他有一种特殊的气概:人生如戏,而他渴望成为世人的楷模,不管得冒多大的危险。作为专家,他的父亲是他的第一个榜样。而今他自己也成了一名专家。在这两个男人之 间,有着一种共谋,不过也有一丝焦虑,因为他们冒着拥有同一个情妇的危险。她也是巴黎。如果说每个城市都有自己特有的微笑,那么巴黎的微笑就是她的微笑。

我在脑子里搜索着包含这样微笑的著名绘画,可是却一幅也找不到。走在街上,你可以经常看到这种笑容。The Boulevard de Charonne属于工人阶级,夏日炎热,没有树荫。一个穿着花衣裳、手臂健壮的女人,坐在人行道上的咖啡桌旁,喝着啤酒。桌子底下有一条黑色的杂种狗, 耳朵上带着斑点。她喂它吃在自动售货机上买来的花生。一个坐在邻座的人走过来,停在桌子前。女人走到柜台前为她的朋友买了一杯柠檬汁。“你的妈妈,她真漂亮!”邻座的人对狗说。女人端着柠檬汁回来了。她的朋友,笑着,对她说:“我非常乐意接受你的引领——只要这引领不是太短暂!”穿花衣裳的女人一定已经七十多岁了,脸上露出那无法效仿的微笑,这微笑是出于放纵而又清醒的生活阅历。

出乎意料的是,墓地常常揭示着生者的生活状态。拉雪兹公墓也是如此。你需要一张地图,因为它太大了。分区建得像小镇——有街道、十字路口、人行道:每座房子都是一个坟墓,或者陵墓。死者安息在布置停当的房产之 中,仍然受到巨大外壳的保护。每座坟墓都有一个许可证和一个编号:Concession Perpétuelle Numéro……这是最城市化和最世俗化的墓地。

例如,一位父亲的坟墓,上面刻着他的家族指定的铭文:“高级男子理发协会主席。世界冠军。1950—1980”你在什么地方可以找到这样的坟墓?

一座财富的圣坛,这片公墓,无疑。但是,也是民众英雄的圣坛:1871年,巴黎公社最后147名社员,在此地的一堵墙下被杀;莎拉・伯恩哈特(Sarah Bernhardt);艾迪特・皮雅芙(Edith Piaf);肖邦。每天,人们来此拜访他们,倾听他们的沉默。

还有一座更加神秘的圣坛,就是我们来此的原囚:维克托·努瓦尔(Victor Noir)之墓。1870年,拿破仑三世皇帝的堂弟,皮埃尔·波拿巴亲王( Prince Pierre Bonaparte),写了一篇文章,发表在一份科西嘉的反动报刊上,大肆攻击巴黎的进步报纸La Revanche的真诚和善意。编辑委派维克托·努瓦尔和另一位记者前往,要求亲王作出道歉。皮埃尔·波拿巴不仅没有道歉的意思,反而拨出手枪,打死了维克托·努瓦尔。公众为这起政治不满引起的谋杀感到义愤填膺,于是,一位原本籍籍无名的年轻人,成了民族的英雄。雕塑家儒勒·达卢(Jules Dalou)为他的墓碑制作了雕像。雕像和真人一样大小,青铜铸成,表现了维克托·努瓦尔——当时只有二十二岁——躺在地上死去的情景,离他中枪倒地只有片刻功夫。墓地位于拉雪兹神父公第九十二区。

达卢是一位写实主义者,他在雕像中塑造的形象与库尔贝的绘画有着异曲同工之妙:作品的身体和四肢表现着同样的丰满,同样专注于服装的真实细节,具有类似的肉体分量。两位艺术家相与为友,巴黎公社失败后,他们被迫逃亡在外,因为他们都曾积极支持过巴黎公社。

维克托·努瓦尔躺在那里,伴随着他的是库尔贝《塞纳河畔的年轻女子》(Demoiselles au Bord de la Seine)中那两位女孩的无拘无束。唯一的区别是,这个男人在那一刻已经死去——他的血液仍然滚烫——两位女孩却昏昏欲睡、无精打采,做着她们的白日梦。

一顶文雅的礼帽放在他的身体旁边。他那英俊的脸庞, 仍然为自己的勇气感到自豪,自信能够得到女人们的爱恋,以此作为奖励。(每一代年轻人都知道,这座宅第不时转化为即兴的剧场,在它的舞台上,上演着真实的历史——多半是面对死者。)他的上衣开着,他的紧身裤的第一颗纽扣没有扣上。他的双手皮肤柔软,指甲经过精心修剪,双手的手掌松开,期待着触摸或者被触摸,但必须是与那些美好的事物。

雕像具有感人的力量,在其正直之中却又令人感到惊异,因为它给人一种印象,似乎它所显示的死亡,是在某处经过精心挑选的,具有与他的衬衫或靴子一样的一丝不苟。

在公墓的天空下,青铜呈现出暗淡的绿色。不过,有三处地方的金属,经过无数次抚摸和亲吻的打磨,变得锃亮发光,露出金子的色泽。在某些阶层的平民百姓中间, 维克托·努瓦尔已经成了一个护符、一件灵物,带给人们多子多孙、男性雄风、成功和延续的希望。人们不断地来到这里,寻求他的帮助,触摸他的塑像。

这三处锃亮发光的地方,分别是他的嘴巴、他的极其考究的靴子的靴尖,以及,最最光辉夺目的,他的生殖器顶在紧身裤上形成的凸起。

也许,巴黎城市的肖像就始于此处,在拉雪兹神父公墓的东南角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