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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鸟

不时有些社团院校――多数是美国的――邀我去作美学演讲。有一回我想应承下来,带上只白色木头做的鸟去。不过我终究没有去。问题在于如果不谈论希望的法则和邪恶的存在,就无法谈论美学。在漫长的冬季,上萨瓦(Haute-Savoie)某些地区的农民会做些木鸟挂在厨房里,兴许也挂在礼拜堂。有些旅行家朋友告诉我,他们在捷克斯洛伐克、俄罗斯、波罗的海某些地区也见过按照同样原理制作的类似的鸟。这个传统也许还更广泛。

这些鸟的制作原理再简单不过,当然,制作一只精巧的鸟需要相当的技艺。拿两根六英寸见长、宽和高略小于一英寸的松木,泡在水里,使木头吸收水分达到其韧性的极致,然后便可着手雕刻。一根木头雕刻成脑袋和身体,连着一个扇形的尾巴,另一根雕刻成翅膀。技艺主要体现在翅膀和尾羽的制作上。整扇翅膀按照一片羽毛的轮廓雕刻,再将这整扇翅膀劈成十三个薄片,一层层地轻轻向外掰开,成为扇形。依照此法制作另一扇翅膀和尾巴的羽毛。最后将这两块木头接成一个十字,一只鸟就完成了。用不着胶水,只要在十字交叉的地方钉上一枚钉子。这些鸟通常很轻,只有两三盎司重,穿上线,挂在壁炉架或者悬梁上,随着气流浮动。

将这样一只鸟与凡・高的自画像,或者伦勃朗的耶稣受难像作比较也许是荒谬的。它们是按照一个传统模式制作的简单家庭手工。然而,正是因着它们的简单性,这些鸟使得我们能够归纳它们的性质。这些性质让每个看到它们的人感觉愉悦和神秘。

其一,是形象的表现――我们看着一只鸟,确切地说是一只鸽子,似乎悬在半空。因此,这里有个对周遭自然世界的指涉。其二,所选择的题材(一只飞行的鸟)以及置放它的情境(不大可能有活鸟的室内),使得这物什象征化。继而,这个原始的象征手法联系着一个更普遍的、文化的象征。在相当广泛的各种文化里,鸟――尤其是鸽子――具有象征意义。其三,这里有种对所用材料的敬意。制造过程应循木头原有的轻盈、韧性和纹理。看着它,我们会惊叹木头竟能如此绝妙地变成鸟。其四,这里有个形式上的统一和经济。尽管这东西貌似复杂,其制作原理却极为简单,甚至于简陋。重复,实则也是变化,才使其神情盈然。其五,这个手工制品激发起某种惊异:这究竟是如何做成的?我已在前文略作提示,但是任何一个不熟悉这种技艺的人,都想将这鸽子拿在手里细玩,探寻隐藏在工艺背后的秘密。

如果将这五种性质笼统地作为一个整体感知,至少在刹那间会激起面对神迹的感觉。我们看着一块变成了鸟的木头,我们看着一只在某种程度上不只是鸟的鸟,我们看着以某种神秘技艺和某种爱所制作的东西。

至此,我试图孤立白鸟激发审美情感的性质(虽然”情感”这个词本是指心脏和想象力的运动,但是用在这里似乎有些混淆,因为我们这里所讨论的情感与我们所经验的其他情感关系甚小,尤其是因为自我在这里被暂时悬搁)。当然,我对这五个性质的定义仍然回避了本质问题。它们将美学降格为艺术。它们忽略了艺术与自然、艺术与世界之间的关系。

面对一座山峰、日落时分的沙漠、一棵果树,我们也能够体验审美情感。于是我们又得从头说起――这一回不再以手工物品,而是以诞生我们的自然开始。

城市生活容易让人萌生感伤的自然情怀。城市人看自然是花园,或是窗棂外的风景,或是自由的舞台。农民、水手、牧人更有头脑。自然是力量和抗争。自然是没有承诺的存在。如果自然能够被人类当作是舞台和背景,那么它必须被当作既有助于善,也有助于恶的自然。自然的力量冷漠得可怕。生命的第一需要是庇护所。庇护所反抗自然。最初的祈祷是祈求护佑。生命的第一个迹象是痛苦。如果造物主是有目的的,那么它的目的是隐秘的,只能在征兆里不可企及地探寻,永远不可能在真实的迹象里找到。

正是在这样荒凉的自然情境里,我们遭遇美。这遭遇究其本质是不期然的、无法预料的。风平浪息,海水从土灰变成宝蓝;雪崩后滚落的巨石下长出小花;破败小镇的上空升起月亮。我举这些极端的例子是为了彰显情境的荒凉。反观更多日常的例子,无论我们是如何遭遇美,美始终是个例外,始终是”尽管”。这正是美打动我们的原因。

有人会说,自然之美打动我们的方式的本源是功能的。花朵承诺丰饶,日落指涉火与热,月光晕淡夜的黑,鸟羽的斑斓引发性欲(返祖地甚至适用于我们)。不过,我认为这样一个证论过于简化。雪一无是处;蝴蝶给予我们的甚少。

诚然,某个特定社群在自然界发现美的范围仰赖于该社群的生存方式、经济、地理。爱斯基摩人(Eskimos)看着美的东西,不太可能与阿善堤人(Ashanti)看着美的东西相同。现代阶级社会有着复杂的意识形态限定:比如说,我们知道十八世纪的英国统治阶级不喜欢看见大海。同样的,审美情感的社会用途随着历史时刻而改变:山峦的轮廓可以代表死者的归宿,抑或代表对生者决心的挑战。人类学、宗教学比较研究、政治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早已将这一点解释得很清楚了。

不过,似乎存在所有文化都认为是”美的”某些常数:其中包括――某些花、树、奇形怪状的岩石、鸟、动物、月亮、流水……

我们不得不承认巧合,抑或可能是一种和谐。自然形式的进化和人类感知的进化之间的会契,产生一种潜在认同的现象:所是与我们所能看见的(通过看见也感觉的)有时交汇于一个肯定的点。这个点、这个巧合是两面的:被看见的即被认识的、被认可的;同时,所见肯定观者。在一瞬间,人发现自己――非自命为创造者――处于《创世记》第一章上帝的位置……他看着它是好的。我认为,面对自然所生发的审美情感便萌生于这个双重肯定。

不过,我们并不是生活在《创世记》第一章。我们生活在――倘若顺着《圣经》的事件进展――逐出伊甸园之后。无论如何,我们生活在一个邪恶猖狂的苦难世界;一个其事件不证实我们的存在(Being)的世界;一个必须反抗之的世界。正是在这样的境地,审美时刻给予我们希望。我们发现水晶或罂粟是美的,意味着我们并非如此伶仃,意味着我们被更加深切地推入存在,这个深切程度是形单影只的生命无法引导我们相信的。我尽可能确凿地描述这种审美情感的经验问题;我的描述起点是现象的,而非演绎的;如此感知的形式,成为我们所接收的,却无法转译的信息。因为在其中,一切转瞬即逝。转睫之际,我们感知的能量与创造的能量融为一体。

我们面对手工制品所感受的审美情感――比如文章开头所说的白鸟――是我们在自然面前所感受的情感的衍生。这白鸟是对从真鸟那里所接收的信息进行转译的一种尝试。所有的艺术语言都是试图将片刻转换成永恒。艺术假设美不是例外――不是尽管――而是一个秩序的基础。

数年前,在思索艺术的历史方面时,我写道,判断一件艺术作品,我是看它是否有助于人类在现代世界要求他们的社会权利。我仍然固执此见,艺术其他的、先验的方面提出了人类的本体权利问题。

艺术是自然之镜的观念只在怀疑论时期具有吸引力。艺术不是模仿自然,艺术模仿创造,有时候艺术举荐另一个世界,有时候只是放大、证实、宣传自然所提供的简单希望。艺术有条理地回应自然允许我们所偶尔瞥见的。艺术旨在将这个潜在的认知转换成永恒的认知。艺术宣称人类怀着收到更确切回答的希望……艺术的先验方面始终是祈祷形式的。

邻居们在厨房里喝酒,炉灶上冒出的热气拂着白色的木鸟在空中飘浮。屋外,零下25摄氏度,真实的鸟已经冻僵了。

19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