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马上

满洲里—新巴尔虎右旗

骁勇的人

从满洲里前往新巴尔虎右旗的路上,海清一边开车,一边说“中国曾经北边是头,南边是屁股。开埠以后,南边是头,北边是屁股。对不?”

我告诉海清,古罗马人卢奇安写的一个故事里,海神抱怨他的身体动荡不定,他从来搞不清楚自己哪是头,哪是屁股。因此波塞冬说这些话时,也可能是他的屁股在说话。也许大家都是屁股,但时代中某一阶段的力量使屁股们产生了自己是头的幻觉。

 新巴尔虎右旗坐落在满洲里的南面,俗称西旗,离满洲里只有一个半小时车程。海清和老李这些在西旗土生土长的蒙古人,并不认可满洲里这座陆港在这片草原上的重要性。他们更认同距离不远的蒙古国。每周,西旗大街上都会出现从蒙古国专程来的购物车,车型有着50年代的苏联风格。蒙古国的箭手也时常来与西旗人切磋,前者身躯巍峨,而西旗人相形之下却矮小得多。可是,体型并不突出的新巴尔虎人曾经是成吉思汗所信赖的近卫军,他们的身体灵巧有力,适合在马背上生活。

为了写诗剧《罗曼·冯·恩琴》和小说《亚欧铁路》,我有两次游历呼伦贝尔。我一直倾向于我所写的,是我去过的地方和看见过的事物。第一次到达呼伦贝尔,在前往西旗之前,我在满洲里市内的赝品市场匆匆购买了一盒包装诱人、徒有其表的廉价雪茄,海清和老李表示不屑。老李问:“这东西为啥叫个‘雪茄’?”徐志摩(我厌弃的诗人之一)在与泰戈尔的对话中为它取了这个名字。讲解这个典故算是令我得到了一些尊敬。几天来,我无法在体能、精力和酒量上被这些新巴尔虎蒙古人认可,好像自己属于劣等种类。我睡眠不足,戴着眼镜,形象柔弱,兜里还揣着一本书,翻开居然还是诗,这一切使我有点可笑。过去的生活中我常常失眠,但这几天每天凌晨两点,我必须坐上他们的车,去草原深处观看一种至为狂野的民间赛马。

极度困倦的我只好抽我的赝品雪茄,一嘴生硬的烟雾,仿佛吸嗅着这片土地高傲而又劣质的一面,想借此克制睡意,好减少这几个快活的蒙古人对我的奚落。

呼伦贝尔民间赛马,是我见过的最粗犷的赛马形式。2011年在新疆伊犁地区的马场、之后又在木垒县的马厩里我与骑手共处了一个月,和他们一起给生病的马匹打针,拍摄他们赛马竞技。与呼伦贝尔相比,那已经是人性的、太人性的比赛。不断有中国的马主们放弃内蒙古,在新疆伊犁地区找到价格实惠而且气候与土地条件理想的草场,在那里繁育和培训他们需要的马匹。整个风沙活跃的内蒙古,呼伦贝尔是植被最为可观的草原。

在太阳升起来之前,人们已经聚集在蚊子活跃的草原上。呼伦贝尔的蚊子凶猛硕大,像一群群低空强盗,在我的头顶约半米处聚集成一个令人烦恼的球体。在北洋时代,张作霖的士兵就被这样的蚊子叮咬致死,使东北王的蒙古之征半途而废。

马匹还没有集结起来之前,草原上已经停满了汽车。好奇而又平静的蒙古人们从车门而不是马背上出现,彼此用车灯致意,灯光形成的光束在凌晨的夜空中晃动。所有人都精神十足,只有我是惟一疲倦到几近痴呆的人。我只想找一辆车继续睡觉,不理会面孔闪耀着百夫长般自豪红光的司机对我的一通嘲笑。很快,就要升起的太阳在草原上放射出宽阔深远的光波,严肃而驯顺的马群慢慢在地平线上出现,马的眼睛反射着太阳光和人们手机拍摄时的闪光,并不眨动。所有的骑手都是少年,因为他们体重最轻,又刚好到了双腿有力量夹稳马肚子的年纪。他们精警,轻捷。当他们策马轻轻走过我面前时,我也感到,这会儿去睡觉是可耻的。我只好找一瓶水冲洗了脸和头,努力让草原黎明的冷空气进入肺部,点一支烟。

当所有的少年骑手开始奔跑时,所有的车也随之发动了。我才知道,呼伦贝尔赛马同时也是飚车。“老王,还睡呢!别睡啦!”,海清一边开车,一边朝我大喝一声,又把头探出车窗继续大呼小叫。但我发现他并不是乱叫一通,而是用呼啸与疾奔中的骑手交流。其他司机也在奔驰中与认识的骑手相互呼啸,海清不忘了告诉我一句,骑手正是这家人的孩子。人们的啸声短促,目的明确。车群在马群两侧,在没有道路的草皮上疾驰。我时不时看到有的车辆在大地上弹起又落下,但并没有车出事。这些野生动物般的汽车在高速行驶中,总能避开猛然出现的土坑与草原网围栏。有时,我感到车辆就要震碎,好像撞到了草原的骨骼,大地的牙齿会立刻把车嚼断。

在海清的车上,老李一直谦逊地坐在我身边。前一天,绰号“杀手”的老李为我们宰羊。我以为他会带来一系列大小刀具,但他只是从松垮的裤子里摸出一把小刀。他牵来羊,缚住它,念完经文,在它的前胸轻轻划开一个一口,把手伸进去准确地掐断气管(注),井然有序的肢解,清理并码好整套内脏器官,把皮揭下来打包似的卷成一团。羊血全部精确地集中在胸腔里,女人们迅速舀干制作血肠。整个过程仅用了短短一个小时,地上只沾了一点血。“杀手”有些害羞地对我说,地上应该没有血迹。我曾在宁夏海原、新疆喀什、青海沱沱河见过人们杀羊,相比蒙古人干净、整饬的手艺全都显得混乱拖沓。

赛车之后的下午我去看海清和“杀手”一干人射箭。可是我拉不开海清的弓,这让我又一次感到挫败。我有点嫉妒这些尚武的蒙古人。当我和他们站在呼伦湖边,看着这座荒蛮似海的大湖,我对海清说,西湖边长大的人,怎么可能是呼伦湖边长大的人的对手。海清说,今天已经不存在对手,只有混乱的头和屁股,一切都是游戏,呼伦贝尔对于他们而言就是一个得天独厚的游戏之地,以保存他们那被体育运动简化了的骁勇。

在北京,我并不认同一些蒙古人的言行。一次婚礼上,蒙古男方的朋友上台亢奋而又礼貌地说,他要唱一首歌给汉族朋友听。随即,他以嘹亮的歌喉唱起电视剧《康熙大帝》的主题歌《向天再借五百年》。他说,这是他这个蒙古人的心声。但他可能没有想到,康熙正是消灭了代表古代蒙古的最后一支力量“准噶尔部”的人。

我惟一有能力和这些新巴尔虎蒙古人交流的是喝酒,虽然我的酒量无法与之相比。他们从天亮第一顿饭开始喝,喝到深夜。在呼伦贝尔草原上,我跟随海清进入一个又一个帐篷,和不同的人称兄道弟、喝着一顿又一顿的酒。然后睡不到两个小时,就要起来和他们去看赛马,好像呼伦贝尔草原本身就是一个生命力旺盛的疯子。看完赛马后又加入到一群酒鬼中。在呼伦贝尔草原东部,大兴安岭下的鄂伦春人的雷神只是一条瘦小的怪鱼。鄂伦春人也不像蒙古人那般豪饮。我看过一篇关于外蒙古人沉浸于中国白酒的报道,似乎,这个民族在酒精中找回了他们的战马。全民贪酒,使他人产生了蒙古人愚昧不经的印象。现代蒙古国的“民主之父”卓力格在就任总理之前,却荒诞的死于两名入室窃贼之手,后者只拿走了卓力格冰箱中的两瓶醋。有人说,两个毛贼其实是刺客。但更多人说,这肯定是两个酒鬼,还以为拿走的是两瓶酒。人们为卓力格感到不甘心,认为他就像张翼德死于两个宵小之手。

我想起雷神托尔与草原上的巨人竞技的故事。巨人们先是对托尔的各项能力数番试探,最后的项目是酒量。巨人递给托尔的酒杯是无底的,连着海洋。可是,我并不是那位差点喝光海洋,令巨人们胆寒的英雄。我走出酒气冲天的帐篷,想呼吸一下新鲜空气。从帐篷往西不远,就是蒙古国。每年春季,从事草原治理的工作人员要从西旗出发,沿着边境维护一条数公里宽的防火隔离带。蒙古国边境的草种必需每年烧荒一次,才能良好生长。由于风从蒙古国往中国方向吹,火焰常常飘到内蒙古境内。工作人员必须花费几个月的路程,清除防火隔离带的野草。

由我所在的帐篷往北不远,是中俄边境的口岸城市满洲里。外蒙古的扫货客只到西旗采购,绝少出现在只有一个半小时车程的满洲里。而俄罗斯掮客们也仅仅在满洲里搜寻,绝不会来西旗看看。满洲里,这个好像错置在呼伦贝尔原野上的赝品城市,有些被新巴尔虎蒙古人蔑视。海清不断问我:“满洲里有啥意思呢,全是假货”。这个可以17个小时就从呼伦贝尔开车到北京的人,如无公事,绝不愿花一个半小时车程去满洲里逛逛。

满洲里的普希金      

2012年我经由海拉尔和诺门罕战役遗址,第二次到达满洲里。我把小说《亚欧铁路》的主要地点放在这里。小说里,一位名叫孙武的铁路工程师,在满洲里主持连接亚欧大陆的铁路工程。铁路由两个地点同时开工,向中间对接。可是,两条铁路并没有对接上,就像米开朗基罗壁画《创世纪》中的耶和华与亚当朝对方伸出食指,却彼此碰歪了方向。像两个盲人,在亚洲高原上用食指触摸,但彼此错过了。小说开头如下——

“迄今我见过不下数十位风格各异的牟其中。一次,在雅鲁藏布江边,一员中科院退休的老头向我不安地阐述“中印必有一战”的必然性,因此,仍有必要对喜马拉雅山脉进行人工改造,毛时代的地球观仍然具有一种隐藏起来的、刚愎的可行性,扰动着潜伏在这具老迈肉体里的建设欲。我望着他宽大的眼镜,雅鲁藏布大峡谷水汽通道特有的巨大云柱,在他的眼镜片上缩小成一株袖珍的珊瑚。我想,广阔天地也正是这样在他眼中缩小。我问他对牟其中的看法,不出所料,他对后者的喜马拉雅猜想发表了一番多有保留的肯定,他说:“它(指该想法)只是失之粗劣”,但接下来他说,这是一种必然的粗劣,一种中国粗劣,意味着我们在到达一个仅仅只属于我们的境界之前所必经的环节:一种有中国特色的粗劣。在做记者的时间里,我从长者处收获的教益是,只要调整好心态,这种粗劣就会是一种才能。不可避免的是,我也多多少少受到了影响。我喜欢这些人,这些建设迷。”

 ——正是牟其中开发了满洲里。据说这位志在“开发西伯利亚”的小毛泽东,尽管身陷牢狱,在满洲里还拥有一定面积的地皮。

在市区边的高地上,一座巨大的猛犸象雕塑边,可以看到这座草原城市林立的建筑尖顶。遍布满洲里的崭新明净的俄罗斯风建筑,在挑剔的人眼里会被视为虚假的异国幻象。但是,在呼伦贝尔草原盛大、生动的天光之下,这些赝品建筑也获得了一种奇怪的真实性。从这座山丘上也可以看到进出繁忙的国门。高尔察克正是由此潜回东西伯利亚,开始他那不会成功的复国事业。我的诗剧的主角,“白可汗”罗曼•冯•恩琴也曾在此活动,企图实现一个自十八世纪以来不时有人提出、但从未实现的癫狂计划:把从东北、穿越蒙古、新疆和青海,直到西藏的整个内亚高原地带建立为一个国家。这些人物最终只成为了远东的幻影。今天,“远东”这一陈旧词汇也不再被使用,代之以一个较为中性的词语:“东北亚”。

除了廉价呛鼻的雪茄,我在满洲里寻找另一件赝品。在所谓“俄罗斯风情公园”里,有一座等高复制的普希金雕像,站立在无人问津的一隅。

普希金写过一首短诗,关于他路过边境时,对亚洲大陆的“匆匆一瞥”。诗写得潦草而冷淡。此刻在我面前,这位满洲里的普希金,依然保持着他那告别海洋这“自由的元素”,回到不自由的内陆时的动作。雕像的基座已经残破,荒草摇曳,仿佛呼应着他的诗句那一瞥般的草率性。这座雕像好像会站在这里到末日,其间也不会再被修缮。它寒碜地站在这里,是一群可笑的复制品的成员,但却是中国境内惟有的两座普希金像的一座。当然,它无法与上海那座显赫、洋气的铜像相比。在这个草率的国家,也许被草率的对待而非刻意维护,也是一种保存。

我并不反感在东北、内蒙古旅行中经过的所有这些赝品城市。它们都是变动中的图案。到达满洲里之前,我在重建的甘珠尔寺里看到一座沙绘坛城。它与过去我在西藏工作时,见到的萨迦派僧人制作的沙绘坛城遥相对应,使内亚高原的地理光谱在我脑海里联系为一体。沙绘坛城是一种卓绝的瞬间艺术。一幅用彩色沙砾制作而成的曼荼罗图案,在仪式结束后即被销毁,不予保存。一位拉萨僧人曾对我说,留存沙绘坛城是违背佛法的。但人们需要留下一幅沙绘坛城,来加持这座空洞、崭新的重建寺庙,赋予它持存的力量。蒙古人和汉族人都同意,在风沙渐盛的草原上,可能最终是沙,而不会是草叶成为呼伦贝尔的面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