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发时还很晴好的天空，忽然间暮雨飘潇起来。我拄着一柄民国式样的弯把黑布长伞，穆然伫立于沾衣欲湿的细雨中；当我仰望大书「成仁、取 义」的庄严牌坊时，台北冬季的雨，瞬间沁湿了眼底。这些海峡上空聚合的水分，似乎天然如泪一般咸苦。就这样噙着雨痕，我万里渡来，偏要参拜这一座久仰的祭 坛了。

她临时结束聊天，开始玩一款叫劲舞团的网络游戏，控制着一名打扮时尚的虚拟角色，跟上一首通俗的中文流行歌曲节拍。「这是我唯一一款知道怎么玩儿的游戏。」她说，「很简单。」

五年里，杨显惠以兰州为根据地，多次进入甘南草原，进出藏民的牛毛毡房和榻板房做采访。甘南藏族自治州辖七个县，他跑了六个县，去过的村庄有二十个。五年的甘南行程为他积攒了近10万字的采访笔记，2011年出版的非虚构文学《甘南纪事》只用去了五分之二。他把这当作自己写作生涯的最后一次旅行——66岁的杨显惠做过心脏搭桥手术，他的理想是真实地写出甘南藏民自1950年至今的生活史。

上世纪二十年代早期，丹麦物理学家Niels Bohr努力对物质的结构进行重新想象。从前的物理学家认为原子的内部空间看起来就像微型太阳系统，原子核是其中的太阳，快速移动的电子是轨道上的各个星球。这便是物理学中的经典模型。

平克博士如今已经57岁，是一位哈佛大学的心理学家。现在的他则解释说，那是1969年的事情。「你要是不当个无政府主义者的话，根本就没有人愿意跟你约会」…

1998年，当时我作为一个留学生，过境香港。我记得在佐敦吃下第一口牛丸面，眼泪都快出来了，「回家了！」虽然那是我第一次到香港，但我觉得它如此亲切！此后，我几乎每年来一次香港，当然是作为游客。

这次因为工作来香港，又阴差阳错地住到了北角，但这次在山上，宝马山，一住就是三个月。每次推开窗就能看见北角码头，清晨能数出湾里多出的船。山的形状和那些船让人想起19世纪末英国人画的香港，他们身边往往有马和比格狗，但他们很少画鹰。麻鹰们从湾中绕过楼群盘旋上来，从窗前飞过。赵良俊导演跟我说，很多人初来香港都对它很惊叹，比如罗大佑。

这次才知道，北角过去叫“小上海”，1949年后，很多上海人从内地跑来香港，就像十月革命后到上海的白俄，在北角开始他们的新事业，其中包括黑社会的买卖，现在又有人叫北角 “小福建”。确实，我的福建同事小林就经常操着家乡话和七姊妹道那些茶餐厅里的老板聊天。每到此时，我就感觉到生在北京的痛苦。

这次很少从北角地铁站下车，因为天后站有小巴49M直达宝马山。三个月里我们认识了所有的49M司机，我想他们也认识我们，只是一言不发，用同样的手势回答我们的要求。在香港坐小巴，你说出站名后，司机往往摆手而不是说话告诉你他“知道了”。我们的行李与众不同：三角架、摄象机、挑杆话筒。49M的司机们肯定很狐疑：这些内地家伙为什么要在香港待这么长时间？他们不知道我们要用三个月的时间描绘十年。

拍摄香港的想法来源于我某天早上起猛了，突然想起，香港回归都快十年了，一定有什么变化。为了这种变化，我履行了若干复杂的行政手续才来到这里。跟我一起来的十几个同事可以说都是被我骗来的，我向他们描绘出的香港种种谜幻色彩，这种色彩非常接近他们的想象；当然，改革开放后流行于内地的港曲、港片也为这种想象增添了很多有趣的注脚，这是他们成长文化中很重要的一部分。他们曾想象，只要愿意，他们就能见到任何他们想见的人（其中大多是影视明星），这也是从事我们这个行的小乐趣之一。我想，他们现在肯定很失望。因为大多数他们想见的人都生活或活跃在内地，比如刘德华、周星驰、梁家辉等等（这也是十年来的变化之一吧）。而少数他们见到的人也远不如想象中的“美丽”。比如杜可风。采访时，他不仅迟到了30分钟，而且衬衫只系了一个扣，这让有传统道德观的女性很不适应。他的谈吐和他的镜头一样诗意而混杂，有些不知所云，从潦草的语言中我们仅能辨认出酒气。他好象早上就喝酒。但这一切没有妨碍采访的质量，我认为，正因为如此，他才是他。一个真人，非常害羞，但性感而感性，逻辑处理不了他那些敏感的知觉，他的感知力强到让你觉得他比常人多很多神经末梢。

喜欢八卦的人，在采访完杜可风后得到了一条重要信息，原来他的家就是电影“重庆森林”里梁朝伟的家。我想那是一栋印度人留下的小楼。杜可风说他喜欢中环电梯旁的原因在于，附近有一个最古老的中国集市，旁边就是最西方性的高楼大厦。这和我的感受不谋而合。我最喜欢做的事就是带新到香港的同事做“叮当车”穿过天后、铜锣湾、立法院到坚尼地，然后徒步走到荷里活道尽头，路过水坑口（英国人最初在香港登陆的地点）、鸭甸巴街、文武庙走到域多利监狱，再从中环电梯走到中环集市。这条路线我至少带人走过十遍，但乐此不疲。它既是历史，又是现实。最中国的与最西方的、最传统与最现代的，你都能通过这条街感受到，我喜欢看初到者被这种强烈的冲击感、戏剧性搞乱脑子的表情。他们越不知所措，我越满足。

旅游发展局的林女士手里拿着摄象机请我们聊聊对香港的感受，我说，香港的魅力在于它的戏剧性。她不明白，我说我喜欢那些很现代的东西，但更喜欢那些古老的东西，不管东方的、西方的，其实它都是香港的。她更不明白了：老的东西，内地企不是比香港多多了吗？我说，但内地老的东西已经和我们生活没关系了，但在香港，你一出门就能坐上开了100年没什么变化的电车、小轮，去历史悠久的茶楼聊天，原汁原味的历史无处不在。混杂，是这里最大的特色。港人的英语不如英国人、普通话不如北京人，但他什么都会，这就是他的优势，一个真正东西方的凝聚点。

在香港，你会突然有一种错觉，你离世界任何一个地方都很近，抬腿就可以走，这种感觉很幸福，也很不真实。

三个月漫长的异地工作，让我和我的同事们习惯了东西混杂的食品，习惯了和人开口不知要讲什么语言，习惯了随处都能见到海、见到麻鹰，习惯了不乱扔烟头、过马路听从信号灯的“哒哒声”，习惯了“言出必行”。在香港，我会经常吻到一种气味，它如此熟悉；恍惚间走在我熟悉的另一个城市——东京。我曾在那里生活过三年。我想，那种气味是某种清洁剂或化妆品的气味，也许任何一个国际性大都市都在倾销它。我把这种气味看作全球化的标志。令人庆幸的是，香港还保留住了很多别的气味，它是文武庙里的盘香味、印度餐厅里的咖喱味、长洲岛的鱼网味、上水的盆菜味。

我们在这三个月里找到了很多十年来的变化，但更多的 “不变”让我觉得更加自信。一个人很难有这样的机会，在这么短的时间里接触这么多的奇人和精英。这也许是我们在香港三个月最自豪的地方。我们找到了他们，并完全用我们自己的而不是任何官方的方式。我们因为喜欢他们而去找他们，而不是因为任何人需要他们而让我们去找他们。他们说的很多话，我们都记住了，有些话会让我们受益终身，而另外一些话，事管国计民生，不是我们这些小人物所能评价的，我们只是提供一个平台让有责任的人去讨论。对于我们来说也许49M更实际，我和我的同事以后肯定会温馨地回忆起这路小巴，也许还有肩头被摄象机勒出的血印，和我们以这样一种不同寻常的方式和一个既熟悉又陌生的城市发生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