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马上

乡村路,带我回家

在窗户边上,我发现了那座奖杯。这是《南方人物周刊》2010年6月颁给艺术家欧宁的“青年领袖”奖杯。3年前,颁奖当天,我穿过车水马龙的街道,去北京国贸旁边的一幢公寓里接欧宁,那是他在北京的住所。如今,这座置放奖杯放在安徽黟县碧山村的一个屋子里。欧宁把北京的房子退掉,搬到这里。这是由民国时期的徽派老宅改建而成:四合屋、别厅、厨房和院子。在北京,这等规模的房子属于豪宅中的豪宅,在碧山,这栋房子的花费只够在通州买两居室。

欧宁的工作间里,桌上放着《天南》和《V—ECO》(他主编的两本杂志)、苹果电脑、半瓶洋酒、一顶帽子。帽子如今几乎成为了他的标志。《碧山》是左靖主编的一本杂志书。今年其中一期的专题叫《去国还乡》。封面上是一个人戴着酒红色礼帽的背影。这是欧宁的背影,照片拍摄于碧山村的村口。那里有一座雕像——出生于碧山村的教育家汪达之。雕像由左靖和欧宁捐建。他们两人是“碧山共同体”计划的发起人。

我最早关注欧宁是因为纪录片《三元里》。三元里是我在广州短暂居住期间,去过的为数不多的城中村之一。2003年,欧宁受威尼斯双年展委托,以三元里为对象,做了一个城市研究项目。“我从那时候开始意识到,城中村的问题与农村有着紧密联系。”为了弄明白这些问题,他开始阅读有关乡村建设的材料。他在书中遇到了晏阳初。“晏阳初的书深深打动了我,我在看他的书时,眼泪都流下来了。”

过的20年,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很疯狂。资源重新分配,农民失去土地,一部分人成为财富传奇,另一部分人得到的是血泪故事,而大多数人开始在城乡之间游走,他们已经失去土地,却无法被城市接纳。这部分被漠视的巨大人群,谁来关心他们呢?这跟晏阳初当年意识到的问题是相似的,如何推动乡村建设?如何提高民力与民智?如何平衡城乡之间的矛盾,让世人得以分享时代进程中的利益?

欧宁把自己在碧山村的家叫“牛院”,英文名叫Buffalo Institute,含有建设为一个农村研究中心之意。在牛院一楼的壁炉旁,欧宁用PPT给我讲了“碧山共同体”计划。这是他在巴塞罗自治大学介绍此计划时用英文写的。欧宁出生于粤西农村的贫困家庭,却有着广阔的国际视野。他向我推荐了一本叫《DEBT:The First 5000 Years》(债:第一个5000年)的书。当年他读英文原著的时候,还没有中译本。此书作者大卫·格雷伯想要说明的是:“5000年前,远在货币出现之前,人类已经在使用复杂的信用体系进行商品交易。从其定义上来讲,一笔债既是一种信任的记录,也是一种信任的关系。”

欧宁对于大卫·格雷伯的理论赞赏不已。“我对自治感兴趣,我会去研究人们如何通过交换劳动力而彼此互助,从而构建一个无需货币的环境。这样的想法是不可能在整个社会推行的,但在农村社会的小范围内却有推行的可能,这是我建设碧山共同体的初衷。”

“碧山计划”发起于2011年,两年的时间,对于一个社会改造项目来说,实在太短。让人钦佩的是,欧宁真的住到了这里。他希望将来在“碧山共同体”计划中推行“时分券”。“时分券”的概念香港已有,并有机构进行实践。什么是“时分券”?简单说,大家各种劳动所付出的时间可以兑换成“时分券”,通过“时分券”交换劳动成果。这是没有类似银行的中间环节的更接近大卫·格雷伯所说的5000年前人类就有的物物交换。

碧山村在皖南偏僻的田野中。这里不是旅游点,从黄山机场打车到过来需要两百块左右。拉我的安徽司机师傅一路上停下来问了好几次路。“为什么不去宏村和西递呢?这里有什么好玩的呢?”司机师傅不解地问了几次。

按照网上搜索的路线,我住进了碧山村的猪栏酒吧的二吧。之所以叫二吧,因为猪栏酒吧的第一家店在西递。在碧山村的油厂旧址,有正在建设的三吧。猪栏酒吧的主人是诗人郑小光和他的妻子寒玉。

猪栏酒吧的名气已经不限于国内,它被写入了Lonely Planet的中国旅游指南。我在猪栏酒吧所住房间的对面,是法国电影演员朱丽叶·比诺什住过的房间。“她在这里住了3天,她喜欢这里的一切,每天出去游玩,她都会赶回店里吃饭,对这里的饭菜赞不绝口。”寒玉说。

皖南的冬天是旅游淡季,田野里一片枯黄,偶尔飘来烧草的烟味。有时候,就我一个人坐在店里吃饭,窗外是掉光叶子的枝桠和平静的池塘,鱼儿游水。冬天是闲适的,店员大多来自碧山村。看着他们在白墙黛瓦的院子里摘菜聊天,你会产生“故乡”之感。在碧山,我好几次想起王朔《动物凶猛》的开头:“我羡慕那些来自乡村的人,在他们的记忆里总有一个回味无穷的故乡,尽管这故乡其实可能是个贫困凋敝毫无诗意的僻壤,但只要他们乐意,便可以尽情地遐想自己丢失殆尽的某些东西仍可靠地寄存在那个一无所知的故乡,从而自我原宥和自我慰藉。”

这样的一种故乡,有时并不是地理上的故乡,而是心理上的。让人产生故乡感的,有可能是你从未去过的地方。欧宁也有这样的感觉。这也是他被碧山吸引的原因。“这里吸引着越来越多的人从外面前来,购买和修缮旧宅,这样的流动,不仅从物理上激活了更多的历史遗迹,也促进了乡村生活的复兴。”在欧宁看来,“黄山景区风光奇美,但主要是一种‘被观看’的旅游资源;而周围的村庄,才是一种生生不息的日常生活,它们沉淀着在行政概念上已不复存在的古老‘徽州’的种种细节,那是一个时光深处的故乡。”

这种对传统心存敬畏,同时又追随自己的心灵,营造出的自由舒适的居所,欧宁称之为“心宅”。

“我和寒玉上中学的时候就认识了。”欧宁说,“当时我们都在《语文报》上发表了诗歌。”欧宁送了一本2013年秋季出版的《天南》给我,“入口”是寒玉的9首诗。

我入住猪栏酒吧的当天,诗人杨键正好从马鞍山坐朋友葛亚平的车来到碧山。葛亚平也是欧宁在中学时代就结识的诗友。杨键无数次发出对皖南的感叹。那两天,他说得最多的一个词是——皖南。杨键从马鞍山来——那是皖东的一座工业城市。在猪栏酒吧的火炉前,他说起自己的写作。让我惊讶的是,他多年来所受到的困扰是他马鞍山家里楼上腌咸菜的声音。“楼上住的人天天发出很大的声响,我说了多少次了,都没用,他们说你去叫110来都没用。”他非常无奈,只能这样整天顶着腌咸菜的声音写诗画画。

他觉得到了皖南,能找到平静。在皖南,或者说在碧山,你能真切感受到时序的变化。正好是冬至,天气寒冷,树木凋零,这让徽派建筑的白墙黛瓦更像一幅水墨画。

诗人庞培恰巧也来到碧山。于是有了诗人的聚会。冬至那天,饭桌上,忽然停电了。寒玉拿出手机,朗诵起穆旦的《冬》:“……我爱在冬晚围着温暖的炉火,/和两三昔日的好友会心闲谈,/听着北风吹得门窗沙沙地响,/而我们回忆着快乐无忧的往年……”

冬至后的第二天,欧宁让他的弟弟欧文带我在村子里到处转转。这是一个出生于1986年的年轻人。头一天晚上,他抱着吉他又弹又唱。世界在他面前刚刚打开,他能在村子里待多久呢?欧文说,他还是要出去的,现在是来碧山感受一下。当欧文带我到村子里最大的祠堂时,远在北京的女朋友与他通了很长的电话。通完电话,看得出来,欧文开始焦虑,“不好意思,我不能陪你逛了。”他说,“我得马上去北京。”

他立即订了当天从黄山飞北京的机票。这是现代社会乡居的好处,即便远隔千里,也能在数小时内赶到。“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这是北宋的时空观。现在即便不能见面,覆盖乡村的网络,也能让情侣们随时联络。

告别欧文,我在村口见到了汪寿昌。刚才看到的那个大宗祠,变成钢笔画,挂在了他家的墙上。欧宁鼓励汪寿昌写书,把这些画和文字拿去印刷。他看上去信心不是很足,但仍觉得值得一试。皖南的冬天冷入骨头,我和汪寿昌坐在木盆里烤火,这是皖南独特的取暖方式。

在汪寿昌家缺少光线的老宅里,他向我说得更多的是他的父亲当年如何闯荡上海滩的往事。他自己对于外部世界同样充满向往,“但是时代没有给我这样的机会。”所以,欧宁刚来碧山时,他感到不解。一个一直想走出乡村的人,看到一个在中国大城市生活的后辈,选择了到乡村居住。“说实话,我并不能完全理解欧宁做的事情。”

这是上百年来做乡村建设的人遇到的同样的问题,怎么能够让这里的人明白他们到底要做什么呢?

欧宁则非常投入地学习乡村逻辑和民间规则。他会向村支书和村民们请教。他会跟他们在不同的酒局上喝酒。有一次喝多了,骑着电动车回家,掉到田里,村民将他抬了回去。

黟县的人口只有9万多,这里的乡土建筑却保存得相当多,这是宝贵的接续传统的资源,尽管这样的传统已然不多。从2011年开始,欧宁和左靖每隔两年办一次“碧山丰年庆”,邀请艺术家、作家、学者和乡村建设者来到黟县,进行研究和创作。有的人来到这里后,也开始购买老宅。

欧宁认为,随着安徽省成为农村建设用地流转新制度的试点,宅基地可以入市交易,徽派民居的产权转让可以获得更好的法律保障,来此购房的人将会越来越多。“如果农村土地和房产全部落入那些只不过想来农村度假、把农村变为城市的服务基地以赚取利润的大资本手中,那将是另一场灾难。”欧宁说,“农村需要更多逆城市化和认同乡土价值的年轻人的回流,但购房归田对于普通收入的他们来说仍是高门槛,如果农村能创造出更多的工作机会,那对他们来说将是一个参与乡村建设的更便捷的入口,这是‘碧山计划’努力的方向。”

2012年10月,来自广州的莫夜和他的蓝田计划团队成员何子健、蔡远河受邀参加了黟县国际摄影节与碧山丰年庆。尽管到最后,大的丰年庆被取消了,莫夜还是完成了他们计划——《扑克寻脉》。

他们将印有调查问题的扑克发给村民,既娱乐了村民,又做了田野调查。莫夜熟悉田野工作,他在大学学的是人类学。

公共空间是莫夜做田野调查时看重的。“各种各样的公共空间功能相互补充,才能组建成一个完整的社区文化象征流通系统。在乡村社区选择合适的公共空间,将会更容易进入田野。一个社区或者一个族群,很可能都会有他们的公共空间,传统的农村有祠堂、庙宇、会馆及其他地标建筑等。可以说这些建筑,是族群象征资本的‘容器’。”

社会学家布尔迪厄“象征资本”的理论给了莫夜许多指引。布尔迪厄对文化象征资本的看法是,任何文化知识体系都有一种把社会权力体系引入并使之合法性的特性,而权力意识形态的结构化将社会限制和支配剥夺合法化了。在布尔迪厄那里,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共同构成象征资本。

“在一个较多年轻人外出打工的老人乡村社区里,每个村民拥有的象征资本基本衡定的情况下,大树下的公共空间可以算得上是一个文化象征资本流通的缓冲带。这是供老人乘凉思考的地方,在田野工作中,你可以找他们聊天。”

2013年12月底的一个午后,莫夜开着车,带我来到广州海珠区沥滘村的一棵大榕树下——这是当地的公共空间。人们在看着地面的翻新。

莫夜不是他的真名,他不愿将工作与工作以外的事情混在一起。莫夜是他在开展关于文化保育的“蓝田计划”时所起的名字。

“为什么叫蓝田呢?”莫夜说有蓝图的意思,他还提到了《梦田》这首歌——每个人心里一亩田。这首歌还唱道:每个人心里一个梦,用它来种什么?

莫夜和他的伙伴们给“蓝田计划”定下的宗旨是:“修复重建社区族群认同。蓝田计划将以行动组方式在乡村社区寻找独立试点,以服务乡村社区原生文化艺术为参与方式,为青年人提供一个可以比较深入接触参与传统文化活动的平台,并在过程中将乡村尚存或重现的物质及非物质文化形态采集记录下来,积聚成一定规模的资料数据库,通过分享会、研讨会和展览及出版物形式在更大范围的青年人群和学术领域吸引关注,为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延续寻找有价值的经验。”

吃完午饭,莫夜带我去了沥滘村。“未有河南,先有沥滘。”沥滘最大的姓氏是“卫”。这里有多处卫氏宗祠,最大的一间建于明代。

大宗祠上有副对联:“爱江海汪洋先入番禺开沥滘;羡峰峦秀丽再过东莞辟茶山。”说的是此地卫氏家族迁徙的历史。

这副对联引起了我的好奇,因为我的家人说,祖上可能来自东莞,而东莞卫姓又来自沥滘。所以,这里有可能是我这一脉卫姓的上溯之地?“你看,我可能还给你先保育了。”莫夜笑着对我说。

莫夜对沥滘村的文化保育工作已经做了好多年。他几乎每个星期都会来沥滘一次,收集整理这里的历史。在卫氏的心和祠,莫夜进去之后,兴奋地叫我去看,“这些东西还在。”这是当时做活动时,在墙上用粉笔画的很多画,既不损害文物,又能让大家能看到这些建筑给大家的思考。墙上一条贯穿的红线,“这是生命线的意思,寓意保护我们的传统,就是保护生命。”

这是“蓝田计划”在2010年3月份办的第一个大活动:“沥滘站——一个正在消失的坐标系”公益展。“细碎的镜面映出龙舟的倒影,记忆中的地图勾出曾经的水乡;睡在地上的水车,破瓦、朽木、秧盘、蚬篓……所有这些旧物被放在年久失修、断壁残垣的古老祠堂中,展现后竟有一种震撼人心的效果。”这是当时媒体对于此次展览的描述。

在2011年的TEDxGuangzhou大会上,欧宁偶然接触到这些年轻人,便开始关注他们的工作和行动。“历史意识和民间精神在他们身上提前苏醒。”欧宁说。

这些年轻人进入城中村,收集遗失的关印、关帝经、竹叶藏诗碑,在关帝庙进行送关刀的仪式,“试图接续和传承这一曾在南方非常兴盛的民间文化”。

2013年,“蓝田计划”团队在广州方所进行了“保育之匙”的活动。欧宁参与了这次策展。莫夜一直强调观众的参与性。这又是一个类似“游园”的活动:在方所的空间内,放置54个分成6种颜色的保险箱,通过提示,观众可寻找藏于关帝经拼图中的密码。“有些问题很难,没有人全都答出来。”莫夜说。

与远离繁华都市的徽州农村相比,身处喧嚣之地的广州城中村,想保住传统更为不易。“你看,那些都是红砂岩。”莫夜指着沥滘村巷中的地脚基石说,“这些都是老东西。”他已经能从砖缝的纹理推断出房屋的大致年代。巷子里还有一些散落的红砖石,那是城市化车轮碾过之后的残留。

莫夜带我去了沥滘村的一处诊所,其实那是一座古庙,已经被钢筋水泥包裹着。他还带我去了一座卫姓人家的古宅,他曾经跟宅子原来的主人聊过多次。卫姓主人原本希望将此处来辟作博物馆,但他不久前去世,“他的家人已经将宅子卖掉。”莫夜说。这里不会有博物馆了。

莫夜走在路上,看上去总是不太能快乐起来的样子。“这样的忧虑,一般都发生在被人目为保守的耆老遗民身上;难得的是,也有一些风华正茂的年轻人,投身于这样的努力之中。蓝田计划,正是这样一群怀德好古的后进们发起的一个长期的文化保育项目。他们成长于广州,一个最早对外开放、启动城市化进程的南方都会,也许正因身处历史变动的漩涡,所以对传统文化的凋敝和族群认同的丧失的体会更为深切。”这是欧宁在介绍“蓝田计划”时所做的论述。

莫夜带我到卫氏心和祠的时候,有人正在那里打乒乓球。1949年后,这里曾经是生产队宿舍、酒厂、养鸡场……

沥滘离市中心不远,但没有多少人知道这里的历史了。“沥滘”对于很多人来说,只是一个地铁站的名字。就好像祠堂,这是一个可以参观的地点,而祠堂的功能已不复存在。人们搞不清楚“我从哪里来,我是谁,我到哪里去”,或者说,许多人已经不在乎了。这个社会到处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

《沥滘站——一个正在消失的坐标系》的海报上有这样的话:“历史的文脉不会在我们这代断裂!NGO组织蓝田计划集合了不可思议的力量,让所有关心我们脚下土地发生过故事的人们,集合到一座荒草垃圾涂鸦密布的衰败古建筑里。”

宗祠是一个村子保留乡土传统的重要标志。在福建连城县培田村的一个早上,我看到一户人家在宗祠进行了祭拜仪式,然后燃放爆竹,开始一天的活动。天气已经很冷,我在培田村里,没有找到烤火的东西。“我们这里冬天不烤火,因为烤火容易得风湿。”吴家大院的小吴跟我说。管这里年轻的男性叫小吴,上了年纪的人叫老吴,肯定不会错。因为这个村子里的人都姓吴。小吴原本在厦门的酒店工作,为了帮助家人经营“吴家大院”,他回到了培田村。如今是旅游淡季,我入住吴家大院的时候,这座1600平米的明代院子里,只住着我一个客人。

穿过迷宫一样的乡间小路,我找到了培田客家社区大学。这是晏阳初平民教育发展中心和正荣公益基金会办的社区大学。“直到现在,有关部门的一些人还让我们摘掉‘社区大学’的牌子,他们觉得,你一个村子里的机构,怎么能叫大学呢?”潘晓婷跟我说。她是培田客家社区大学目前惟一在地的正式工作人员。“社区大学”在国外早已司空见惯,但在中国村子里出现的任何非官方的新事物,官员们都会报以习惯性的“警惕”。

选择培田建设客家社区大学,源于邱建生。他是晏阳初平民教育发展中心总干事,福建上杭人。“我们是不期然遇见培田的,尽管这朵客家奇葩已经在我家乡附近开放了800年,如果不是王丽老师在《中国青年报·冰点》上的文章,如果杨东平、梁晓燕两位老师没有邀我一块去培田,我们可能现在也还不知道她的存在。必然在于,城市化、工业化的高歌猛进中,乡村的身影正变得越来越暗淡无光,我们过去10年的乡村建设实践在汹涌的发展文化面前也已显得力不从心,如何从乡土文化的复兴层面上对发展文化进行反思和修正,成了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重要任务,而培田,恰在此时出现了。”

培田村已有五百多年历史,村里有大量的明、清时期建筑群,2006年成为国家级文物保护村落。培田社区大学旁占地超过6000平方米的大夫第正在修葺。出生于培田的吴美熙站在屋檐下,给我讲这座大宅的结构和历史。许多年前,他曾是培田小学的校长,而当时培田小学的办公室是有千年历史的南山书院。吴美熙退休之后,培田小学的教育曾是一派衰败的气象。

潘晓婷带我逛了培田小学里的南山书院。这是培田村历史上9个书院之一。在社区大学来到培田之前,培田小学已面临撤校的困境,整个学校只有十几个孩子。“我们当初刚来这调研的时候,有的年级只有一个孩子。”潘晓婷说。

培田小学的困境是中国乡村教育的一面镜子。教育的资源向城市倾斜,城乡之间的教育也变得极度不平衡,而且,教育是统一制式的,差异化的乡土教育几乎是被忽视掉的。培田社区大学开始在村里组织夏令营,内容多与传统、农耕、土地有关,重点在于培养孩子们对于乡土故园的价值认同。

“现在夏令营很受欢迎,报名的人数都超过原来限定的人数。”潘晓婷说。培田小学是潘晓婷带我去过的村子里最热闹的地方,正值课间,同学们在操场上跑动嬉闹,不断有同学过来跟“潘老师”打招呼。

吴美熙对我说,要是过年时间来,能看到更多传统。元宵节期间会有游龙,吴姓每一房出一条龙,非常热闹。而这样的传统曾经中断过,这几乎是全国现象,舞龙舞狮逐渐从街巷上消失了。身处广州的莫夜,他的“蓝田计划”中有一项就是组织醒狮队,经常聚在一起训练,他们希望让传统融入日常生活。

社区大学进入培田之后,经吴美熙这样的当地老人重新倡议组织,“游龙”又开始回到培田的巷子里。

在我到达培田的第一个夜晚。村子里响起了鼓声。这是培田的腰鼓队。这并不是从来就有的队伍,这是社区大学专门从河南请来的腰鼓老师给教的。

“要打破人心的隔膜,需要通过合作文化与合作经济的建设,把村庄的精气神重新激发起来。当村民从电视机前走出来,从麻将桌上走下来,参与到诸如文艺组织、合作经济组织的队伍中来,他个人以及村庄的生命就悄悄地鲜活起来了。”这是邱建生的愿望。

邱建生希望互助并不只是停留在文化上。经济上的互助,会让社区保持更持久的活力。社区大学给培田的定位是“生态村”。这是一条更漫长的道路。

在培田的一些小店里,会挂着印有“培田春耕节”的袋子。2013年,培田春耕节已经举办了两届。春耕节以农耕体验为主,村民和市民共同参与,内容涉及扶犁下田、乡村工艺、小吃比赛、文艺表演等多个方面。

在春耕节上,吴来星放了他拍的纪录片《培田土地记忆》。吴来星曾经是培田的村支书,他是社区大学的积极支持者,希望自己的家乡能够有所改变,许多年前,还曾经到华西村取经。

下午4点,培田村老人公益食堂灶头的大蒸笼里,已经有烟气开始蒸腾。村里一些独自吃饭的老人,把饭菜拿到这里蒸。社区大学希望将老人们组织起来,建立他们自己的互助系统。

吴来星是公益食堂的负责人之一。他有着客家人热情好客的传统,请我到他家做客,喝了许多当地的米酒。在他的屋子里,他拿出一大摞吴氏家谱,这是宝贵的遗存,许多人从这里找到了与“故乡”的关系。

吴来星是村里有名的文化人,他喜欢讲关于文化的任何东西。多读书,在上了年纪的培田人看来,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养子不读书,犹似养条猪。”吴来星读得最多最细的书是《康熙字典》,他已经反反复复读过多遍。

吴来星正在写一部120回的章回体小说《培田演义》。“山色消磨古今,水声流尽年华”,是书中的诗句。

这是对培田的描述。爬上培田对面的山岭,那里有一个观景台,可以看到培田的全貌。那些一片片连缀而去的灰黑色屋顶,很是壮观。这是客家古民居的一种形式——九井十八厅。在另一处,是培田新村,完全是白色的盒子。

社区大学在培田的工作基本上处于社区动员阶段,一个互助型社会系统的建设还需要太多时间。所有搞乡村建设的人都会提到晏阳初,晏阳初是他们前行的动力。这种动力包括长时间的坚持不懈。

但除了搞乡建的人群之外,许多人已经将晏阳初遗忘了,“他成了故纸堆里头的一个小人物。”邱建生对此非常感叹,“思想是光,它总要从黑暗中透过来。晏阳初先生的思想和精神是当我们回望20世纪的中国时,能够使心灵感到温暖的少数几束光中的一束。今天,中国并没有从传统的农业社会中走出来,广大农村的许多地方,‘愚、穷、弱、私’仍是主旋律,民智尚未全然开化,民力没有得到足够发挥,而民主建设任重道远。”

在晏阳初的“定县实验”的鼎盛时期,那里聚集了数百位知识分子,其中有60位是博士、教授,晏阳初引领的平民教育当时被称为“博士下乡”运动。

晏阳初走的是改良的道路,但在当时的社会氛围中,激进主义的暴力革命思潮占据了上风。1949年后,晏阳初的思想在大陆被扫入故纸堆。

2010年,晏阳初逝世20周年,邱建生撰文《为中国找回晏阳初》,发表在《南风窗》上,他在文中引述了晏阳初的一段话:“今日最急需的,不是练兵、不是办学、不是开矿,也不是再革命,我们全国上下人民所急需的,就是革心。把那自私自利的烂心革去,换一个公心。有新心而后有新人,有新人而后有新社会,有新社会而后有新国家。”

我到达海口博学村的“花梨之家”的时候,这个海南第一家民宿里,一个人都没有,连主人都不在。我坐在院子的摇椅上等主人回来,两只关在栅栏后边的小狗不停地向我吠着。

这里的地貌真是独特,一路上,各种热带树木成片排闼而来。田野里的矮围墙全用石火山岩垒砌。院子不远处,有人在把火山岩搬上车,这能卖个不错的价钱。

火山岩是不利于种植的。这里还缺水。为了解决水的问题,陈统奎曾经多次给相关部门写信,才得到解决。

陈统奎曾经是《南风窗》驻上海记者,他也是村子里这么多年来第一个考上名牌大学的人。他毕业于南京大学新闻学院。如今,他的名片上一面印着:社会企业研究中心副主任;另一面印着:海南岛博学生态村发展理事会创会理事长。

“花梨之家”是陈统奎将自家院子改造而成的。之所以叫“花梨之家”,是因为他父亲陈召连在院子里种了六十多棵黄花梨。

博学生态村有一条山地自行车赛道,这是陈统奎建议修建的。我沿着这条火山碎石铺就的赛道走了两圈,沿途都是果树,以荔枝居多,有的树下能看到蜂箱。这里的荔枝蜜是往外推广的主要生态产品。在快到村口的时候,我看到几个年轻人在烤椰子玩。村口有许多椰子壳做的蜜蜂。陈统奎希望把这里建成“蜜蜂共和国”,这是受到台湾桃米村“青蛙共和国”的影响。

2008年,陈统奎在北京逛万圣书园的时候,淘到一本叫《再造魅力故乡——日本传统街区重生故事》的书,书中内容为一群青年返回故乡,与在地青年发起再造故乡的运动。日本建筑师西村幸夫在中文版序言中说:“中国的读者若能像对待年长的老友、年迈的骨肉亲人那样,用温柔的目光来看待自己的故乡,他就倍感荣幸了。”

70年代后期,日本开始了一场遍布全国的“社区营造”运动。“社区营造”指的是,居住在同一地理范围内的居民,持续以集体的行动来处理其共同面对的生活议题,解决问题的同时,也创造共同的福祉,居民彼此之间以及居民与社区环境之间建立起紧密的社会共同体,此一过程即为“社区营造”。整合“人、文、地、景、产”五大发产方向,是许多“社区营造”计划的目标。

2009年,陈统奎去了一趟台湾。他看到台湾早在90年代就引入日本“社区营造”的经验。在南投的桃米生态村,陈统奎看到这个“社区营造”的典范。这让他深受启发。返回大陆后,他就开始着手在自己的老家海口博学村进行“社区营造”计划。

刚从北京吉利大学毕业不久的陈统夸,成了哥哥陈统奎的得力助手。陈统夸是真正完全回到了博学村,成为了“民宿主人”。

陈统夸骑着他的电动车回来了。这是2013年的最后一天。晚上,号称“厨房男”的他做了两个菜,就着一瓶啤酒,就算是跨了年。这里没有电视,上网的信号也不好。“你会问我孤独吗?”我还没问这个问题,陈统夸就先自己说了。“你说我孤不孤独?”一晚上的谈话,大部分话题是陈统夸喜欢的女生。你能感觉他正深陷暗恋的苦闷之中。他期待高速公路能尽快完善,这样到海口市区就不那么远。这里离市区确实远了点,我打车过来,花了120块。晚上,陈统夸弹起了吉他,其中一首是《老男孩》。“这说的不就是我吗?”陈统夸抱着吉他说。

很多时候,“花梨之家”是陈统夸一个人在打理。我看到他一个人洗床单、做饭、洗碗、遛狗、修理木质平台、招待客人。你能惊叹他的脾气之好和能量之大。

小时候家里穷,哥哥陈统奎给过他很多照顾。所以,当哥哥要做这件事情时,陈统夸就回来帮忙了。客人没来的时候,他会一个人坐很远的车到海口市区打篮球。订房电话是他的手机。

有时候,说不定什么时候就有人来。元旦的中午,一群人蜂涌而来,在院子的草坪上烧烤,留下一堆垃圾,然后走了。陈统夸不喜欢这样的方式,他认为自己办的不是农家乐,而是一处人们能有更多交流的民宿。所以,这里不提供麻将,不提供wifi。

“民宿”一词源自日本,在台湾得到发扬。民宿不同于传统的旅馆,也许没有奢华设施,但能让人体验当地风情、感受主人的服务。

2013年8月,第二届返乡大学生论坛在海口举办。陈统奎是该论坛的发起人之一。陈统奎曾经发布一份倡议书《183乡向前行》:呼吁海南籍大学毕业生回到海南的183乡镇创业,开民宿、开咖啡店、搞有机农业和社区营造,再造魅力新故乡。

陈统夸很好地诠释了他名片上印着的“民宿主人”的定义。但在很多村里年长的人看来,这帮年轻人像是小孩在玩游戏。在成立博学生态村发展理事会时,不同年龄段之间的人、返乡青年和村民们的看法就出现了矛盾。这是所有做乡建的人遇到的问题,如何适应乡村逻辑,这是必须要过的一关。

花梨之家的院子里有几株长了9年的花梨树,陈统夸的父亲陈召连正在护理,他光着脚走在火山碎石上,“习惯了。”这些长了多年的花梨树看上去仍然跟小树苗似的。海南黄花梨之所以价值不菲,就是因为成长周期极长,有点像乡建工作。

我在2014年的第二天离开海南,去往山西和顺县的许村。这一路采访,我几乎都没事先跟受访对象打招呼,遭遇谁就采访谁,我觉得这更容易捕捉到日常生活的状态。所以,当我到达许村的时候,发现季节对于乡村建设也有影响。我没找到留宿之地,因为冬天来了,没游客,农家乐基本处于歇业状态。我到村子里走了一遭,看到许多改建过的老房子,看到戏台,看到酒吧,看到工作室,都关着门,这是许多乡村建设起步时的现状。

那一刻,我想到了另一个地方——大理。那也是一个许多人会生发“故乡”之感的地方。许多人也去那里建房子,成为了常驻居民。洱海边那些疯长的房子让你感到隐忧。你能感觉到某种变化。我在双廊经过洱海边的时候,有人指着不远处的地方告诉我,你看,那就是杨丽萍的房子。杨丽萍的房子似乎是某种隐喻,原本是诗意栖居的象征,后来成为了排污是否影响洱海的争议话题。

有的“新都市主义”者说,别随随便便就回乡村建个房子,爱护乡土的办法就是别长在那里住,让故乡成为“故乡”,就拉开距离吧。有的人说得更直接,“故乡”回不去,之所以称“故”,那意味着属于过去,而时光一去不复返。

在碧山村的冬至饭桌上,寒玉朗诵完穆旦的《冬》,庞培接着念了一位不知名诗人未曾发表的诗歌。这是一首关于“故乡”的诗歌。诗中语句击中人心。庞培念完后,大家的掌声并不是客套,而是心有触动。有几句大致是这样的:“昨天出生的人/今天是不可能再出生的/归宿已提前到来/从此/谁给我故乡/我也不要。”

诗人们围桌念诗喝酒的情形让欧宁感叹,“这让我仿佛回到了80年代。”许多人在回忆80年代的时候,会有“故乡”之感,时间的概念有时会化为空间的概念。

晚饭后,大家聚集在猪栏酒吧的三吧,在炉火边弹琴歌唱,喝茶聊天,直到夜深。

三吧位于碧山村北端的田野之中,不远处便是群山,漳河流过,清澈见底,水草丰美。走出三吧大门的时候,半个月亮挂在天上,你能看到地里刚种下去的大片油菜,我想到了宫崎骏的《龙猫》,那些在暗夜的田野里疯狂生长的植物,将你送上云端。埙,响了起来。

宫崎骏的电影也是那种能产生“故乡”感的作品。他监制的《侧耳倾听》中,甚至有一首改编成日文的歌曲《Take Me Home, Country Road》。曲中许多句歌词变了,不变的那句是:“Take Me Home, Country Roa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