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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瘾者

“如果没有焦虑,性交只是一种动物活动,而不是色情。”法国作家巴塔耶在他那本撼动欧洲思想界的《色情史》中这么说,“性行为清楚无比地表明了人类行为的一个原则:我们想要的是让我们精疲力尽、并且让我们的生活处于危险之中的东西。”

终其一生,巴塔耶都身体力行地寻找性、死亡、亵渎和神圣的内在关联。“性”在他那里具有本体论的颠覆意义——“在死亡和性面前,我们不断受到诱惑,放弃劳动、忍耐、缓慢的财富积累,我们浪费、损失无度。”在巴塔耶的考证里,法语里的“神圣”(Sacré)和渎神(Sacrilège)有同一个词根,意味着神圣本来就包含着纯洁与禁忌、限制和违反的双面含义。巴塔耶说,资本主义积攒了那么多能量,必须要通过狂欢或战争消耗殆尽。作为禁忌的“性”,除了唤醒我们自身的“兽性”,也是通向神圣意识的手段。

在巴塔耶之前,小说家萨德侯爵就告诉同代人:“你必须要详细地坦白你的性,我就能判断出你的道德和人性”。

法国思想家福柯在20世纪继承了巴塔耶和萨德对“性”的道德颠覆。他将权力、性话语的生长谱系都纳入批判的对象。他发现,在基督教的土壤之上,从17世纪开始,社会逐渐要求每个人尽可能地坦白自己的性,借由对“性”的医学的、精神分析的无孔不入的分析、纠正和惩罚,“性成了一个可怕的秘密。我们的性经验不同于其他人的性经验,它服从于一个十分强烈的压抑体系。”

对“性瘾”的发现要晚于对其他性经验的命名和归类,而这一“疾病”在之前的几个世纪是由“唐璜”这样对性疯狂的人格代表的。1940年代末,美国性学家金赛( Alfred Kinsey)通过对一组大学年龄观察者(18­2岁) 的长期调查发现,有3%的人反映“每周会有7次以上的彻底性发泄(sexual outlet,该词是男性性高潮的别称)”,他将这群人视为性过度人群。此后,每周7次(以上)的性被医生或精神分析师们视为一个人是否有“性瘾”的标尺——因为精神层面的问题,他们无法控制自己停止过度的性行为。

尽管面临普遍争议,美国心理学会(APA)至今仍不承认“性瘾”作为一种确定的、可用规范的治疗根治的精神疾病。但精神(心理)分析学界对性瘾的研究始终没有停止。研究显示,吸毒者和性瘾者同样会产生对多巴胺的依赖,多巴胺是大脑快乐中心的神经递质。性瘾者更多追求的是精神上的快感。

从性别上,根据美国部分性瘾匿名治疗协会的统计,90%的自辨性瘾者为男性。女性大多被归为“爱瘾者”(love addicts),即不由自主的陷入依赖性男女关系无法自拔。根据对性(感情)的强迫行为模式区分,美国目前最主流的四大治疗“性瘾”治疗团体,是“性瘾匿名小组”、“性与酒瘾匿名小组”、“性与爱上瘾匿名小组”、“强迫症性行为匿名小组”。

在性与爱上瘾匿名小组(Sex and Love Addicts Anonymous)提供的材料中,对“性与爱上瘾”的定义不局限于前文所说的每周7次的频率——“缺乏健康界限,在还没有了解一个人之前,就让自己陷入性或感情的关系中”、“强迫自己卷入一段又一段的关系,有时甚至还会有一段以上的性或感情的关系”、“像奴隶般的 停留在对感情的依赖、爱情的刺激或强迫性的性行为中”……换言之,身体的强迫性性行为和由之而来的精神焦虑,被一同纳入治疗、纠正的范畴。

GQ贴身采访了四个坦诚面对自己“性瘾”问题的人,他们是:对性上瘾的男孩、滥用性的母亲,抑或享受性欲乌托邦的男同性恋者、一个在酒精和性中放逐自己十年的美国人。我们记录他们挥霍的欲望和与之牵缠的理性,以及他们每个人如何以不同的理由和方式处理自己身上的兽性和人性。

1

前女友带走了他们一起养的小猫,慌乱中忘记了猫砂铲。衣服和杂物都挤在几个纸箱子里。走廊的地上,一瓶辣椒酱隔壁,一小袋米上落着灰尘。打开的旅行包胡乱塞着几本电影专业的书。一本《圣经》占据了简陋的小书桌上除电脑之外的空间。网速很慢,下载一张色情图片需要等上五分钟。一切像是被洗劫过。

李硕的脸看起来像似营养不良许久,尽管他已经21天没有自慰,也删掉了所有那些偏离正轨的出格视频。但他怀疑自己这么做的意义。每次欲望来临时,他开始像饿疯的狼,随着快感褪去,理性回复,他开始意识到自己的恶心、病态。疯狂地捶打自己。

在过去的十五年,过度的自慰和对色情的欣赏曾是他和世界、和自己相处最自然的方式,他借此逃避自己在现实世界里的软弱,直到最后他只能在自慰的消耗和无力中表达更深的失败。“将寂寞、压力、罪恶感、愤怒、羞耻等情绪都被“性化”(sexualized)——三年前,他读到美国的一些SLAA(性与爱上瘾者)匿名协会的材料,才发现自己是典型的色情上瘾,也才理解自己成为性瘾患者的原因:他孤独、对自我否定、软弱……但作为一个内心傲慢的人,他心里涌动着强烈的欲望,他需要一种宣泄。

前女友的离开,一部分原因是忍受不了他一天三次的自慰。两人在豆瓣的星座小组中偶然相识。一开始,他们的“相处”“不错”——起码他以此不断告诉自己。然而,他终于还是注意到了,女朋友似乎比所有的A片女主角都要胖些。他开始意识到自己的不满足,终于,有一天,他选择在她面前,自己找片看,完成又一次可耻的宣泄。

这种欲望和任何成瘾症状一样,会越来越重,越来越激烈。普通的色情片已经让他无法兴奋,连让常人无法接受的猥亵画面,也只能让他产生“普通的快感”。看这些片子总是在女朋友上班或者出差时。他需要打开这种激烈到能让自己瞳孔放大的刺激画面,大脑和身体一起空白、释放,才然安稳住自己的狂躁。

李硕和我描绘过自己最狂野的性幻想:日本情色电影业虚构出来的“性交日”,是他最想置身的环境。犹如中世纪之前的欧洲或夏威夷岛的传说里描绘的,在国王死去的那天,国民们可以整日狂欢。所有语言的逻辑失效,白天的办公楼、马路、电话亭里静默得只剩下身体交往这一项活动。

他厌恶自己的不知节制,这厌恶将他推回到视觉污秽的盛宴。但走出充满精液气息的房间,他又自卑地按照社会的清洁的性观念为自己定罪。

李硕试过拔掉网线、清除硬盘、修习佛教,但无一例外的失败。他曾在网上建立了一个性瘾资料翻译小组,试图用国外心理学的治疗内容来救治自己。后来,又结识了一些用佛教的戒律来禁欲的朋友。他告诉父亲自己信了佛教,是要解决“某个上瘾的问题”。父亲“哦”了一声,就没再说什么。他父亲是个唯物论者,所有的宗教在他看来都只是心理安慰剂。

但他禁欲的决心被西藏密宗的几幅双休图击溃——画面中的少女,缠绕在端坐的僧侣身上,让他克制不住对之自慰的冲动。那刚开始学习否定欲望的稀薄的理性,似乎又再次被他的肉体嘲弄。

他其实从一开始就对此很羞耻。13岁和15岁那年,刚有性意识的他两次幻想试图侵犯自己的表妹。有天夜里,他梦到死去的大舅在遗像上的脸流动起来,狰狞地望着他。他甚至绝望地对自己说,按照这样的发展,自己都不能保证是否会像禽兽一样,对自己的孩子下手。他把这个恐惧告诉女朋友,她嫌恶地离开了他。

小时候,在有能力用“性”逃避耻辱之前,他尝试用“死亡”惩罚那些惩罚自己的人。10岁的时候,他第一次尝试自杀。因为再次没有完成作业,害怕被老师以各种方式体罚。他从三楼家里的阳台上跳下去,却只落到底楼人家私自搭建的厨房上,只扭伤了脚踝。那天下午他没有去上课。晚上父母听到同学的告状,知道他旷课,把他打了一顿。他们不知道他疯狂的自我。那似乎是他大脑里至今最伤感的画面。后来他也稀里糊涂地在家里找瓶瓶罐罐的化学制品,试图做成毒药杀死自己惩罚父母,但总是失效。

初中时,他的男同学间开始流传各种裸体的画册、慰安妇的地摊色情文学。他在新华书店也看到类似的画面。他成功地效仿别人撕了几页,回家之后却恐惧得不知道将那几张图放在哪里为好。如同害怕被狱卒发现,他依依不舍地将那些图烧掉。

但那裸体的画面让他持续痛苦,直到他说服了自己的恐惧,认为去新华书店偷书可以和撕几张图一样简单。当天他忘记穿羽绒服,被书店的工作人员抓住。他父亲去书店交了三倍的罚款,在书店狠狠把他打了一顿,然后气冲冲地把他带回家。

他至今记得,那天家里请客,客人们照旧在灯光下吃吃喝喝,没有人直接问他(们)为什么回来这么晚。他一个人在阳台的黑暗里坐着,害怕那些客人们知道自己的事情,但心里知道自己的秘密已经被大人们轻蔑地咀嚼过一遍了。

他和同班男孩的关系也相当疏离。被父母漠视的欲望,让他自信比其他人在“精神上”都要早熟。李硕从来没对父母表达过自己在性上的痛苦,尽管他认为父母的粗暴让他从小就无法正视自己的欲望和软弱,是他耻感的来源。初中时,家教老师问了他一个问题:人生的终极价值是什么。当被问到这个问题时,他觉得很高兴,有个人那样严肃地问他这个命题。

他在安徽的一个中专学习了摄影,做过一段时间的婚纱摄影师,他告诉母亲每个月有4000块的收入,但母亲不耐烦地说:就凭你,怎么可能拿那么高的工资,胡思乱想什么。后来他厌恶所谓的商业摄影,来北京自学电影,他经常幻想将自己童年时侵犯表妹、被舅舅的鬼魂斥责的的场景作为自己某部作品的结尾。

但真实生活的结尾是:他可能无法拿到电影学院的文凭,除了在色情世界之外,他无法控制任何一个(女人),除了自己,然后一再确认自己是软弱的人。

他一再渴望臣服于某种“神圣的”意志。如同在法语里,“亵渎”和“神圣”拥有同样的词根。他相信自己受到过的诱惑越大,他越有信心抵达别的精神替代品。

当他21天没有自慰之后,他略显冲动地去教会做了一个分享。他跪在地上,大声地在众人面前认罪,像请求羊群接纳自己。

不到第30天的时候,他终于在上班时试图打开一个链接,心里既希望又不希望链接的背后是让他恐惧的暴力色情视频。

结果那个网页是个死链接。页面一片空白。

2

频繁的自慰是在她结婚后不久开始的,一天两次。看着SM录像,两分钟之内,触电一般的痉挛从脚底往上袭击她。

与丈夫的房事也并未减少,他为她提供了80%的高潮概率。不过每次高潮必须由她主导,在他的身体上方,她控制他在某个时刻准确地射精。她知道这对丈夫是种折磨。

认识丈夫的时候,尤莉正试图摆脱伴随自己十多年的毒瘾和酒瘾。当她对这两者的依赖不再强烈的时候,她又发现自己开始置身于与陌生人随机的性关系。她一直没有放弃寻找自己的“同类”。与丈夫交往的同时,她还在和另外一个男孩子交往,后者在她的影响下也开始吸毒。两段并行的“恋爱”让她觉得平衡。当她想摆脱有关毒品时,她就跑到丈夫那里去;然后再消失三四天,在另一个男朋友那里喂饱自己的神经。

婚后第四个月,她欣喜地发现自己怀孕了。丈夫在电话里说:哦,那明天再去吃饭庆祝吧,今天我要和哥儿们一起打台球。

长女出生后,争吵成了这段婚姻唯一不断升华的部分。尤莉开始发现丈夫的“厌食症”(心理学上的解释是情感冷淡型人格,患者无法与别人建立亲密关系)。年近30岁的丈夫似乎还没有真正的“自我”,仍然简单地活在他的父母为他浇塑的简单的生活模式里——每天最主要的事情是和为数不多的朋友踢球。公婆厌恶她的坏脾气,他们当着一岁多的孙女的面骂她“SB”,丈夫也从不阻拦。她对公婆的不满,会被丈夫原翻不动地转达。

丈夫的厌食症是她自慰上瘾的理由。比于之前对毒品和酒精的依赖,她并不过多自责自己对性的沉迷。结婚时,她给自己设置了底线,不再跟除丈夫之外的男人上床。但除了过度的自慰之外,未满足的性欲以各种诡计出现:她给以前的男朋友(性伙伴)打电话,轮流约他们出来抱怨自己的婚姻,寻求安慰。她无法向爱玩的丈夫要求爱,也拒绝给予。

和迷恋毒品、酒精一样,她习惯了在最短的时间之内,用让人眩晕的快感远离庸常的生活。30岁之前她所有荒唐的经历,都是为了不让自己从那些高潮时刻掉落。在从医学院退学之前,她的头发梳成王菲的朝天锥,穿着韩流的喇叭裤和松糕鞋,小包海洛因就藏在厚实的发髻里。她的肘部有块瘘子,由密密麻麻的针眼织成。情急的时候,她曾将马桶里的水,吸进针管去融化那0.1克的海洛因。

戒毒之后,在梦中对复吸的恐惧又让她逃向酒精。在潜意识里,甚至在身体的感觉上,抓起酒杯、举起针管仍是同一种动作,一种通向抚慰的麻醉仪式。到最后,喝到接近谵妄,条件性地往嘴里灌进手边任何流质的液体。她看到自己的朋友们,会抓起花露水瓶往喉咙里灌(只因为其中含有酒精)。

十多岁的时候,尤莉的母亲试图带她去看心理医生,但被她父亲制止了。在尤莉的印象中,家对父亲而言只是一个可以醉的地方。尽管父亲有各种艺术才华,但似乎从没有对她正脸笑过。到最后,她和父亲相处的方式变成:父亲禁止的(吸烟、喝酒、吸毒、早恋),就是她一心要尝试的。

她母亲则从另一个极端将她孤立起来——不让她沾惹任何一点家务(即使在她34岁的时候),不让她过问家里的事情。每天挂着家门钥匙在外晃荡的尤莉,开始喜欢将零用钱分给发小们——换得的是他们对自己的赞美,和需要。

整个青春期,她都被各种禁忌的性幻想吸引。从14岁开始,她的男朋友都是以性开始,以互相伤害结束。后来她遇到了发小刘晟,后者留给她长达10年的毒瘾。尤莉自己也被迫开始顶雷、抓包,打车去牡丹园帮人取货——这样才能保证自己的口袋里每天有200元,那是她和毒瘾有资格共处的底线。

她母亲觉得没有人比尤莉自己更有资格恨她。即使家里的房子和积蓄因为她的吸毒而耗尽,她的母亲也从没有责骂她一句,她对尤莉说:只要她一天还想吸海洛因,她就可以回来找妈妈。甚至,在尤莉花了8年的时间成功戒毒后,她父母带着她搬离了原来的街区,租了一套两千多元的两居室,只为了远离那些一直拉她复吸的“旧友”。

母亲没有直接反对她和刘晟结婚。但是往往在小病一场之后,淡淡地说一句:“我看到你和刘晟在一起了,所以我生病了”。尤莉觉得她母亲这句不算抱怨的抱怨像刀子一样,足以杀了自己。

尤莉当时不知道她母亲对自己的高度包容是种拖累症(co-dependency,也叫互依症)。母亲觉得这一辈子唯一和自己有关系的人就是尤莉,她生活的目标就是满足尤莉的需要。当尤莉陷入毒瘾、或者后来工作不顺利时,母亲总能表现出高度的亢奋。但尤莉一旦试图把握自己的生活,她母亲就显得郁郁寡欢,感觉不再被尤莉需要。

除了纵容和溺爱,她母亲从没交过她任何社交的技巧。在为毒品奋斗的那些年里,尤莉习得的生存技巧都都有着凌厉的外表和内里的不安全感。刘晟被抓的那几次,她经营、或者冲进别人的婚礼去要挟新郎来维持自己吸毒的花费。2003年10月16号,她被抓进看守所,同一监狱的有20多个人,她只花了5天就从混到了“二板儿”,意味着晚上可以睡在老大的身边。其他人按照板儿的等级依次睡开,最下等的人离马桶最近。十多年的吸毒史给了她让人恐惧的气场,她知道在黑暗中任何生存。

后来,她就住在戒毒所里,做了四年义工,没在家里住。害怕母亲的软弱和父亲的冷漠又成为自己复吸的借口。

第一次有正常工作,是她加入一个面向吸毒人群的公益组织,经常去各种隐蔽的地方为他们“换针”,做心理干预。有次她负责一个款项有8万的项目,同组里的一个还没有告别毒瘾的男孩子嫉妒她的位置,在她的饮料里加了大量美沙酮。随即的晕眩和恶心感没有让她害怕,她很镇静,没在对方面前发作。但第一次,她对人有了无边的恨意。

她尝试过很多报复的方法,包括买了两克海洛因,守在对方的家门口,准备乘其不备直接打进他的静脉,她知道那是可以致命的剂量,而且对方的死因也可以解释为复吸过量。她觉得谁都应该杀掉那个男孩。

但始终都没有下手。因为之前是靠教会的帮助才彻底戒毒,她清楚自己没有杀人和复仇的权力。她一遍遍地问自己:为什么《圣经》里,该隐杀死了自己弟弟亚伯,上帝却仅仅是在他身上盖个印记将他流放,并且不让任何人杀他呢?

在三十岁左右,她通过戒毒所的规律生活、宗教,陆续卸掉了海洛因、白酒和自慰对自己的控制,也卸掉了自己对强烈的感官和情感的信任——第一次,她想模仿别人,拥有普通剂量的快乐和亲情。

有次她做完心理辅导回家,鼓起勇气去问父亲索要关爱。她喊了一声“爸”,然后开始哭。她说:“我真的特别需要从你嘴里听到你说你爱我”。

她父亲像往常一样喝了口酒,看着她(平常他不会盯着她看)。

“我知道你说这句话是有歉意的。但你知道爱是不能轻易说出口的”,父亲说。

听完,尤莉站起身来就走了。

3

尽管周六晚上的Destination有让人难以想象的密度,空气中涌动的雄性荷尔蒙快让人窒息,Dean还是很快确认了自己的优越感。不停地有半个肩膀试探性地倾过来,炽热的目光徒然地对他织着目的明确的网。

这天晚上Dean很有原则,除了几年前的某个一夜情对象穿过人群举着啤酒瓶过来笑着碰杯,他似乎懒于释放自身任何的魅力。他身边有特意从杭州飞来北京和他度假的男伴Steven。Steven是个略显沉默的男孩,拥有性感的腰线和肩膀。

即便如此,Steven还是时刻流露出对环境轻微的敌意。他不喜欢北京的同志酒吧里那种消极纵欲的气息。他知道,若是在上海,那些Dean如鱼得水的酒吧、健身房、办公室里,他的原则也许并不像今晚这样坚固。

“我的原则是,要么是对方身材好,要么是他长得可爱。当然,当所有的这些原则都没有时,也有可能。”Dean曾对我坦白他的偏好。

“没有这些原则?”我问Dean。他自嘲地说,在上海的同志圈,有段时间里,他和另一位比他年少5岁的男孩,将所有喜欢他们的人平均分配。他不否认,对方能俘获众人的一个原因是“也许跟我一样底线比较低”。

“比如说,你平常会跟那些你心里打80分的人发生关系,你想要一种情感上的默契,或者至少能谈得来。但在你真正很想要的时候,一些只有50分的人也可以。也就是,大家互相把对方当成工具。”Dean说。

他的脸介乎明媚和刚硬之间,皮肤有着三十岁男人中理想的弹性。尽管有过300多位性伴侣(这数字还在快速增多),这不妨碍他坦诚地说自己只有(过)三位男朋友。对性的痴迷,背面是对自身性资本的高度捍卫。有段时间,他脸上长了莫名的粉刺,为此他不惜选择了一种能导致抑郁的抗痘药。尽管药物让他抑郁了几个月,但他无法忍受自己的面相受到损害。

孤独的时候,他对“使用工具”似乎也并无太多反感。有次,从北京国际机场往城里赶的路上,他的Jack’d收到过90多条直接的性邀请。他分了几次,快速地品尝过其中20多个人的身体。这些和陌生人之间马拉松式的性体验,最长的维持了三天,然后再无联系。从时间上,那已是他和陌生人建立身体关系的极限。

“我找这么多人都是交错的,有的人维持相当长一段时间,有一些人只有一两次。在获得性满足之后,带来更多是空虚感。为了满足这种空虚感,你要去找更多的人,会有一个恶性的循环。和前面的人相处不好,或者性关系不和谐,你会马上想在下一个人身上证明自己。但这样的关系总是失败的。”

过了一会儿,他说:“但是我现在不这样想了,我现在单纯只是感官上的满足了。”

他曾经和一个前网球教练维持了三个月的性关系,对方有着他所喜欢的身体特质。因为蛇生活圈子迥异,他们“思想层面没有任何交流”,但都在对方发现了快感的巅峰。但在这三个月里,Dean还是乐此不疲地寻找和别人的身体关系。酒吧里,一身精巧搭配的衣服、对方的一个眼神,都可以成为他征服别人的原因。

Dean不否认在一开始,他在追逐性冒险的时候,“开始并不是纯粹的性,多少有些感情。你会有超越性关系的期待,但会越来越少。一开始,我还会比较闪烁其词,我到底有没有男朋友。但现在我就会对(一夜情对象)讲,我是有男朋友的,但我们处于分居的状态。这样大家都比较随便一点。”

四年前,在和男朋友B同居一年后,他们的生活以尽可能快的速度背道而驰。从事法律工作的B性格更内向,而为潮牌工作的Dean的性格,“很多东西都是来自外界的看法。”

B在他心里始终恒定,然而同样无趣。作为一个存在了7年的、逐渐隐形的男朋友,B仍然在维持一个可以算是“关系”的结构。这是Dean追求性冒险的“合理”的出发点。在B的温和的“被控制”状态面前,他有了双倍的自由——B让渡了自己选择的自由,Dean是永远的衙役、警察。

“晚上我可以带一个男孩来家里过夜么?”在他们同居的第三个年头,Dean在家里这么问B。

B在自己的房间里,没有反对。他们拥有自己独立的房间。和Dean杂乱丰富的房间不同,B的房间只有法律书籍和桌椅。

Dean心里有点忐忑。但想想,自己还是“应该礼貌性地问一下,B一定不会制止的。”

他带过很多“猎物”回家,家里会有给“客人”备的毛巾,Dean开始在和对方发生关系的时候,脑海里偶尔还浮现B的身影,B就在隔壁的房间守着自己的法律书籍。但到后来,B作为男朋友的功能,意义只在于——他是Dean生活中的一根稳定的柱子。

Dean承认,B的平淡性格是自己背叛他的借口——“我会把它分开。情感方面,我找到寄托者,但更多是在性方面去发泄,然后由点变本加厉。”

Dean享受性的前提是:自己能主宰这一切。他控制着见面的频率、约会的地点、对方的姿势。他不受拘束地进出任何关系,带着主宰者的骄傲。“囚徒爱衙役,小偷爱警察,我们爱你们。”——《东宫西宫》里,阿兰对胡军饰演警察说。Dean享受那些轻松的猎取游戏。

平生他第一次做“0”,还是主动选择的结果。第一个男朋友A发现了他和别人暧昧的短信和照片,才知道他不是“性冷淡”。A抱着Dean存放“出轨”证据的盒子,露出被击溃的表情。出轨对象是他在大学时就真正倾心的B。

Dean惩罚自己的方式是,带着羞愧心态做“0”。他第一次为A口交,但觉得还是无法取得原谅。到最后,他选择排除罪恶感的方式,让自己生硬地坐到A的上方。

那是他第一次称得上痛苦的性经验,双方都需要这尴尬的仪式,却仍然无法和解,直到A最后让他停下。他的忏悔就这样用身体不彻底地完成了,象征性的,一劳永逸的。Dean无法否认,一直到一年后,他们分手,他也没有真正喜欢过A的身体。

Dean第一次意识到自己有可能“过度”依赖性,是在19岁。比他大7岁的A一直追求Dean,但他的身体不具有是Dean理想中的、有着少年精致和紧张的力量。在他心中,A的身体和一个35岁的中年男人没有什么不同。

Dean花了一年时间才接受和A发生身体关系,在此之前,他对A说,“在我全部接受你之前,不可以碰我。”A更多的是“父亲”一样的角色——这是Dean生活中稀缺的。

但此后A便无法停止去寻找那些陌生的、他理想中的身体。有几个月,他似乎生活在城市的地下,和大学隔绝,“生活里大部分只有性”,经常在不知名的人身边醒来。有天早上,他从一个陌生人家中起床,走到外面去,“看到路上一个普通的买了油条去上班的人,觉得特别羡慕。”

大学时代,Dean就喜欢看古希腊神话和印度神话,想借此了解性快感的起源。让他最神往的是,古希腊神话里那些和人类一样纵欲的神,还有那些俊美的少年。他喜欢神话里的性,无论那性是发生在神与少年、抑或少年和一匹人头马之间。

那时他就相信,“从根本上,性是享乐的工具”。在对身体的接受上,他很早便敏感到自己的同性爱取向。因为父亲是个终身不得志的“文艺青年”,很小的时候Dean就看了足够多的译制片、《十月》,甚至《北回归线》。父亲对他的性教育也可谓直接——初中时,每逢母亲不在家,父亲中午做好饭后,会和他一起看A片——“只不过,他看的是女人的身体,我看男人的。那时就知道不喜欢女人”。

从小,他心中理想的男性,是译制片里那些“磊落的、潇洒的”男人。他至今都不喜欢那些“娘娘气”的同志,更不喜欢日本的色情片中,逼迫一个异性恋男人发生同性性行为的做作。初中时,他也看完了李银河对同性恋、虐恋群体进行的三卷本研究,这让他从没有作为“他者”的恐慌——他只允许自己喜欢那些气场强大的、接受自己同恋爱身份的男人。

午夜的下半场,Dean带着Steven去和之前在酒吧碰到的某二线演员去KTV唱歌。对方发誓要在那里等他,北京的社交圈永远是那么平等而轻率。昏暗的包厢里,不停地有人来跟Dean搭讪。Dean的眼神偶尔停在在一个有着好看肩膀的舞蹈系男孩的身上。

Steven略显焦躁,他不想过早地确立和Dean在身体上的关系(男性之间的性行为对他而言过于暴力),又功利地想用身体来弥补这两日两人交流的“无聊”。

在Steven面前,Dean不否认自己对性的过度追求,又有点否认这其中掷骰子一般的偶然、轻率——相比于那些唾手可得的性,他那些被意淫和暧昧缓慢折磨着的情感。他对Steven的焦虑了然于心,最终在Steven即将因为疲劳而崩溃前,和一些陌生人塞过来的电话号码。

熹微的晨光透进来。包厢里,一个四十多岁的挂着黑眼圈的男人,搂着一个二十多岁的男孩,在他们身后绝望地大喊:“我要和我儿子唱一首,《因为爱情》!”

4

“酗酒、吸毒、纵欲,对于我们这些有心理问题的人而言,这是我们的唯一的出路。但如果你选择放纵,又不参与戒瘾的课程,那么你也只有三种出路:进监狱、在自己的痛苦世界里挣扎,或者死去。”

Marx在自己的痛苦世界里呆了10年:快30岁时,他向妻子提出离婚,带着酒瓶离开了两个不到十岁的女儿。每天的生活是”livedinthebottles”,雷打不动的——早上起床跑三公里步,上班,下班后回家喝上两升左右的威士忌或者50度左右的伏特加,(自慰)、倒头就睡。

他一个人最大可能地封闭自身,对自己乏味时才偶尔招妓。最长的一次,他和酒精、可卡因和色情影碟在一个陌生的酒店共处了8天8夜,几乎没有合眼,没有警察破门而入,也没有亲人的电话。

“只要在酒、毒品和性同时发生,我总是会想再做一次。”他说。那是他的极乐时刻。

8年前,他作为一家大型通讯公司的工程师来到中国。在天津,他认识了现在的妻子,最后愿意为了她留在中国。在她为五十多岁的他生下龙凤胎之前,他偶尔还会在酒精的作用下揍打她。

中国妻子经常会撞到他在卫生间里自慰。

“啊,你又来了,哈哈”。她会笑着把门关上,她不觉得这是什么大事。

Marx承认与和妻子的性相比,自慰的快感更冷淡(impersonal)。但他没让妻子知道,自己对自慰的热衷,会直接通向对可卡因的依赖。在他三十多岁、性冲动更旺盛的时候,他会选择边自慰边吸食可卡因,只为了获取更高的快感。性是驱动他获得可卡因的开关,也是和他人交流的替代品。

Marx1957年生于美国。父母是医生,都是出生于二战中的德国人。因为物质和安全的匮乏,那代人在建立家庭的时候也往往混杂着感情的生硬和冷酷。在Marx的印象里,即使在家里,父亲也像在医院上班时那样面无表情。尽管父亲出资送他去最好的学校读书,让他去最好的高尔夫俱乐部。只要Marx一调皮, chanel sac pas cher 父亲就会用皮带抽打他(这种体罚方式在上世纪40年代的德国很常见,Marx后来知道。)

“在经济上,他们为我提供了很多东西。但没有一样是感动我的。”

他的父母是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里所设想的典型夫妻:夫妇俩结合只是为了服务于更富有、健康而有生产力的家庭结构。他们的生育冲动更多是出于社会暗示给他们的责任。在此基础之上,孩子作为婚姻的后果,也必须有责任保持健康、正确,不允许有任何性倒错或者行为的畸形。

在他8岁的时候,按照传统德国家庭的习惯,他父母会在晚餐时给他喝些红酒或啤酒,想让他像“正常的男人”那样饮酒。他当时还没有意识到母亲的酒量超过常人。第一次自慰差不多发生在同时,对象是母亲带回来的商场商品目录上的广告女郎。

母亲在Marx上高中时自杀过两次,都被放学回来的他发现。他扶起吞下过量安眠药的母亲,喊来救护车,心里却只有对她的愤恨和疏远。因为害怕被母亲“遗弃”,此后多年他一直与她保持距离。他因为母亲的抑郁而羞耻,母亲多年的沉默又让他的愤怒无处表达。父亲和同样是医生的叔叔却从没有对Marx谈论过母亲自杀和抑郁症,他们的冷淡像手术刀一样,对非身体的精神避而不谈。

从外表上,Marx遗传了母亲的沉默。作为一个中产阶级的后代,大学里他学的是枯燥的工程学——那至少能保证他在将来有不错的收入。由于觉得那些教科书太无聊了,他会把可卡因带到课堂上。但尽管如此,他还是以优秀的成绩毕业,有了一份不错的工作,找到意中人结婚。

他曾对自己发誓,在对两个女儿的教育上,不想成为他父亲那样暴虐而冷淡的人。但他后来还是发现,自己在继承了父亲的勤奋和强力意志的同时,也模仿了他的情绪化和顽固。在他大女儿两岁半的时候,她们的调皮和萌芽的自我激怒了他,他突然间变得很强硬,冲她们大喊。他从女儿的眼睛里看到他小时候的恐惧,才停止了这种成人想当然的粗暴权力。

结婚十年后,和第一任妻子离婚的理由很简单:妻子患上了购物强迫症,他挣的钱都用来还各种信用卡账单。尽管他当时已从一家大公司离职,开始了自己的生意。他试图送妻子去心理诊所,但妻子不承认自己有问题。对妻子的不满兑换成了争吵、酒精、可卡因。

尽管Marx伪装得很好,但他知道和别人(无论是同事,还是家人)相处时,“感觉总是不舒服”。他把这种抑郁解释为来自母亲家族的隐形遗传。和大学时一样,他开始用“适量”的可卡因和酒精来抑制那种不舒服,然后到36岁时,他还是无可避免地变成孤身一人,工作的唯一动力是挣钱买酒,如此封闭的循环。

即使在两个女儿到访时,他也不会藏起酒瓶和针管,在那时,他已经失去了伪装的能力。他也会酒醉着开车送女儿去前妻家。白天的工作、忍耐、和理智的财富积累,与夜间的挥霍、对精力的无度浪费在他身上交替、并存。

“回顾这一生的话,我最满意的还是我善于赚钱的能力”,他自嘲地大笑,至少没有让父母为他的毒品和烈酒买单。

他父母花了8年的时间,终于不再装作不知道他糟糕的状况。Marx的母亲为他拨通了AA戒酒会的电话,那时他已经39岁了,人生中最好的10年已经过去。

美国AA戒酒会(AlcoholicsAnonymous)在1939年成立,是对禁酒年月的讽刺。这种协会致力于以12步骤法、适当的奖励(比如代表戒酒时间的荣誉勋章)和开放的组织帮助人们摆脱酒瘾。

“大家好,我是一名酒鬼。”在一周两次的AA分享会,每个人拥有一样的开场白和身份,“我向上帝承认酒精毁坏了我的生活。”大家会为之鼓掌。
“我承认酒精让我丧失了诚实的能力……”

“有段时间因为宿醉,早上醒来我经常尿床。我给朋友们打电话,问昨晚自己到了干了什么……”

Marx在AA戒酒会反复了14年。每当他敏感地觉察到,他在戒酒团体里说话开始不自在时,他就会自闭性地停止会面。后来,偶然间的一杯的朗姆酒让他持续饮酒三年多。

Marx的父亲不愿意对人承认年近40的儿子有严重酗酒的问题,他付钱让Marx参加一些治疗课程,“但那不是真正的关心,只是从医生的角度,他觉得我有必要接受一些治疗。”

38岁时,他才第一次去看精神科医生,医生说他有中度抑郁症,给他开了很多抗抑郁药。用了三周的时间,那些药物减轻了他白天工作时无力、精神不集中的状况。但“可卡因只需要三秒”,他说,但眼神里显出无助。

现在,在中国,Marx每周都会去一个SLAA戒除小组,SLAA的戒除模式和AA戒酒会一样,也是严格按照12步骤,首先在众人面前承认自己的性上瘾问题,认罪、确立底线,然后用别人的毁灭来监督自己。

Marx喜欢去SLAA的原因,和戒酒会一样,是发现自己在其中并不是孤立的。他发现那些参加SLAA的人,也多是自己在AA戒酒会碰到的那些人,每个人似乎都被不止一样问题控制着。那也意味着,每周有三次,他们会在不同的场合共同分享自己的上瘾症状——无论是酒精、性,或是其他。

他的SLAA治疗进行到第四步了,那要求他写下他所有过的伤害别人的方式,他的恐惧和性交习惯。他觉得这一步有些艰难,因为要如此地清算自己。但他毕竟为自己告别了那段最孤立的时间而欣慰。

在人生过半的时候,他开始用电子烟来代替真正的香烟,然后精神胜利法似的,安慰自己至少摆脱了烟瘾。

他的母亲去年去世,终生酗酒和抑郁症并没有妨碍她89岁的高龄。他在中国,经营着自己的生意,没有感觉到特别难过。

“事实上,我从未和我的家人决裂过。但心理上,我这一生,都从未和我的父母建立情感上的联系”他抽了一口电子烟,“除了愤怒和尴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