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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浅潜:一条倒淌的河

第一次见到张浅潜是在2015年入冬,我和朋友在南锣鼓巷的一家小咖啡馆听她的弹唱专场。人有时喜欢用某首歌或某个歌手的音乐来标记一段时光。曾经有那么大半年,我每天都听张浅潜,没完没了单曲循环她的《倒淌河》。

南锣鼓巷是最典型的商业化文艺“老街”,沿路全是酒吧和美食铺子,街上永远人头攒动。69咖啡的门脸就藏在街边,我们随着人流往前挪,一不留神就走过了。

咖啡馆大约只能容纳五十多人,后到的人只好挤挨着站在门口。那天来的人,几乎都是专程前来的歌迷,其中不少穿着得体的中年人。张浅潜九十年代就出道了,曾经在流行乐坛和地下摇滚圈都很有名气。这些中年歌迷们年轻时就听她的歌。

暖场歌手已经唱了一会儿,张浅潜才从门口的人堆里急急忙忙钻进来。她身材瘦小,歪戴着鸭舌帽,一只肩上斜挂着双肩包,看起来就是个不起眼的普通姑娘,以至于大家只是让了下身子,没认出她来。

张浅潜上台坐好,抱起吉他潦草地扫了两下就突然开唱了。屋子光线昏黄,大家听得安静而专注,第一首歌唱完,台下就响起了一阵掌声。

灯光从头顶打下来,她的半张脸都藏在帽檐下的阴影里。她懦嗫着“唱什么呢”,接着提起某个歌名,又迅速否定,这样自顾自念叨了两句,她忽然又弹唱起另外的一首。

歌迷总想听些老歌,有几个人锲而不舍地在每一曲结束时喊:“《另一种情感》!”她没有理会,我甚至觉得她根本没听到。她看起来像在另一个世界,她自己的世界里。

那个晚上之后,我常留意她的演出信息,发现她的小型现场演出挺多的,平均每个月有一场。只要有空,我就会去。她的吉他弹得不算好,偶尔会带上一位高个儿吉他伴奏,每场唱一个多小时。有时她兴致很好,像别的歌手演出时那样在台上大大方方地介绍乐手、感谢酒吧老板、推销自己的EP,一首接一首地唱个不停,唱破了音,就像小孩儿似的一缩脖子,不好意思地吐吐舌头。

那场演出后,我在微博上给她留了挺长的一段话,大概说的就是些“喜欢你的音乐”、“感谢你的创作带给我的感动”之类的歌迷表白。她隔天就关注了我,但没说什么。又过了半个月,她突然私信,问了我的电话。第二天晚上,电话就来了。

电话那头的声音听起来焦灼又疲惫,我匆忙往她给的地址赶去。

她的家在东四环一个小区的老公寓楼里,没有电梯,楼道墙面上密密麻麻贴满了小广告。我爬上楼,看到她家大门上贴着一张“楼道禁止堆放垃圾”的物业提醒,而门口正堆着两只装满了的垃圾袋。

她陷在客厅的沙发里,头向后仰,压住散乱的短卷发,两条胳膊垂在身侧,显得没精神。画架、吉他、翻开的笔记本电脑散置在地上。我跨着走进屋,在茶几边找了个小凳子坐下。

张浅潜向前倾过身来,点燃一支烟。她脸色惨淡,看起来像几天没睡了。她直直地看着前方,说:“情况很复杂”。

接下来她向我说了一些麻烦事。她不停地抽烟,说话的嘴开开合合,烟雾溢散出来,烟灰落在脚边。她从头到尾紧拧着眉头,表情严峻焦急,好像面对的是场焦灼的战局。

她说了一堆我不认识的人名,我也理不清她错综复杂的思维逻辑。即使如此,我还是听得难受,你很难想象一个人如此困顿于千头万绪的琐事。她的生活像乱成一团的毛线球,无法拆解。

我站起身去厨房给她倒水。玻璃杯浸在水池里,杯底沉着烟灰。告辞离开时,她塞给我茶几上的半只柚子和一小罐菊花茶:“朋友送的,你拿去。”

2013年夏天,我和几个听摇滚的朋友在成都晃荡了好几天。一天深夜,我第一次听到张浅潜的歌。那是在一家青年旅馆的多人间,我和几个朋友喝着啤酒抽着烟,争相播放手机里的歌曲。

乌烟瘴气的房间里每个人都喝得有些飘了,一个朋友放起《倒淌河》。“听听这个!”我记得这是那个晚上的最后一首歌,循环了无数遍。她用既缥缈又悠扬的嗓音唱:“在倒淌河水岸,晚风吹着树影。安慰着青春,寂寞的美。”

倒淌河是青海的一条小河,自东向西,倒着流入青海湖。张浅潜在青海农村长大,9岁的一天,她偶然看到同学铅笔盒上印着的拉小提琴小人,一下子被感动了。这个草原小镇里几乎没有孩子学小提琴,但她热爱文艺的妈妈却愿意用微薄的薪水给她买了一把儿童琴。她的手很小,并不具备拉小提琴的先天优势,她妈妈特地请艺考的老师到家里吃了顿便饭。老师大约也被这对母女的热忱感动了,他为张浅潜调好了琴,用这把儿童琴拉了一曲《梁祝》。琴声如“自由的鸽子在天空中回旋”,她觉得,那是一种召唤和预示。

她幸运地考入青海艺术学校,学小提琴。后来又顺理成章地进入青海歌舞剧团。可她不喜欢每天规规矩矩走时间表排练、轮班劳动、烧锅炉的集体生活。

18岁那年,她离开家南下,来到新鲜热闹的广州当广告模特。她身材瘦小,混在一群高挑女孩身边却也不怵,走时尚秀时,她光脚丫子昂着头上台,因为青春灵动而格外惹人注目。她拍了数不清的写真,照片里,她美得与众不同,没有甜腻温婉的笑,常常是很冷地仰着脸,懒懒抬着一双宽眼皮。

当模特对她来说太容易了,她也不甘心只做摄影师与艺术家们想法的承载者。她开始写歌。26岁时,她奔向北京,满脑子装的都是关于艺术和未来的狂热想象。她的朋友告诉她:“北京就是个名利场”。她不信,在她眼里,北京就是实现文艺理想的圣地。

出租车驶在长安街上,她把那条宽马路想象成通往梦想与野心的始发站,车路过天安门时,她觉得自己已经成了一个“胸脯挂满奖章的英雄”。

她确实很快成功了。1997年,张浅潜被红星音乐生产社签入旗下。她搬进了红星宿舍,公寓楼在跑马场边,有负责打扫卫生和做饭的阿姨,公司还配给她一把吉他,她用那把吉他摸索着学,写下了《倒淌河》。红星是那个年代唱片业中的一支劲旅,规模不大却以眼光精准闻名,这个唱片厂牌推出的郑钧、许巍、小柯、田震等一批歌手,后来都出了大名。张浅潜的歌和他们的一起,收录在红星的拼盘合辑里。

但很快,她又接触到地下摇滚,决定追求更纯粹自由的创作。她与公司解约,一头扎进独立音乐圈里。她得自己安排生活、演出、人际、感情和创作,学着养活自己,一切都麻烦多了。但那时的张浅潜什么都不怕,过得特别生猛,写歌,唱酒吧现场,与唐朝乐队、野孩子和病医生等等不同风格的音乐人一起编排歌曲。她画油画,写作,还与先锋电子音乐人合作。她创作力勃发,灵感和才华自然而然地往外冒,是文艺圈里一个非常多元的创作者。

2001年,张浅潜推出了自己的第一张专辑《灵魂出窍》,她自己完成了全部14首歌的词曲和演唱。这甚至不只是一张简单的音乐专辑,同时推出的还有她的个人艺术图文集。在那些照片里,她裹着头巾,画冷色的妆,表情迷离而复杂。

这些都是我在她的博客和旧新闻中读到的。听过她的音乐后,我很好奇这个传说中神经质和特立独行的张浅潜到底是什么样。在博客上,她的文字不加掩饰,任由感情倾泻。

她写:“生活是一把尺子,我像一个音符敲击在命运的键盘上,在断断续续与音乐相伴的这些年来,它们总结了我的每一天,为了报答,我给了它们我的一生。”

2000年初,野孩子乐队在三里屯南街经营的河酒吧是北京文艺圈的据点,每到周末晚上,地下乐队和独立歌手们聚集在这里玩现场即兴。那时,刚从主流唱片行业出来的张浅潜演过电影,得了一些主流音乐奖项,比其他任何一支乐队、任何一个歌手都更有名。离开红星后,她也来到这里。

那时她常与野孩子的小索、张佺排练自己的歌曲。有一次,张玮玮去看排练,当场就被张浅潜的表现力震撼了。她一身短裙长靴,范儿特正,一开腔,大功率嗓音,假音轻轻松松攀上两个八度。她好像天生属于舞台,和布衣乐队的吴宁越到深圳演出时,她唱得投入,亢奋起来一把脱掉上衣穿着文胸走出门外,过了两分钟又回来继续。

那几年,她美丽、活泼,才华逼人。

转折大约发生在2003年。那年11月,乐评人颜峻对张浅潜做了一次并不成功的访谈。她刚刚遭遇了事业和感情上的挫败,显得精神低迷,问题也答得东拉西扯的。那时她的生活已经很窘迫了,有大唱片公司找上她,她拒绝了。她说,那会失去本色,“创造力必须是原始的”。

在那之后,张浅潜过得越来越差。她搬到了荒凉郊区的平房,夜里的演出结束后,她宁可在网吧挨一宿也不敢走夜路回家。

2004年夏天,她的歌迷老张在女人街的豪运酒吧看她的演出。她又黑又瘦,上台唱完一首歌突然毫无预兆地从台上跳下来就往外走,人群分开一条道,所有人眼看着她走出去没了影。过了几分钟,一个工作人员上台解释,张浅潜唱着歌突然想起了一些不太好的回忆,她觉得这种情绪下的演唱是欺骗观众,决定离开。

之后的几年间,她的精神状态很令人担心。

2010年,老张在饭局上正式认识了张浅潜,后来他们约在鼓楼附近见面。张浅潜脸色憔悴,头发太多天没洗结成一绺一绺的,她伸出手,指甲缝里也是黑黑的泥垢,老张看得心里难受。晚上,张浅潜不想回远在宋庄的出租屋了。老张给她找了家酒店过夜,让她洗个澡好好休息。第二天她又联系老张,说无论如何必须请他吃顿饭感谢一番。他跟着张浅潜在街上转了好一会儿,她最终选定了一间小馆子。那顿饭,他们点了西红柿蛋汤和炒土豆丝,一份米饭一份肉饼。

刚刚过去的那十年,也正好是传统唱片行业向网络数字转型的时期,整个音乐行业处于低谷,大多数独立音乐人的日子都不算太好过。但十多年过去,音乐产业逐渐发展成型,音乐节、livehouse渐成规模,不断有新的音乐厂牌出现,整个行业都在往规范化发展。再后来,风投热钱进来了,音乐市场似乎逐渐繁荣了起来。近到了最近两三年,我接二连三地看到老牌独立乐队签约音乐公司的消息,几乎每个人都在说,从此,他们可以无需在琐事上分心,更加专注于创作了。

刚认识张浅潜时,我就感受到了她改变生活重启事业的渴求。看得出,她卯足了劲。有几个时刻,我甚至觉得也许扭转她命运的时候就快到了。直到我翻到一本15位女艺术家的访谈录,我翻开张浅潜的章节,她的话很熟悉,关于房租、房东、人际圈。那本书出版于八年前。可是至今,一切似乎都没什么变化。

野孩子乐队如今定居大理,规律排练,心无旁骛。但张玮玮说,张浅潜才是真正天赋极高的艺术家,而他们这样需要一周排练好几天的,只能叫做“文艺劳动者”。“没有天赋的人得尽力让自己稳定着,小心翼翼地抓那些灵感。有天赋的人像玩泥巴那样肆意将自己的天赋甩来甩去。”

布艺乐队的吴宁越说:“全中国做音乐的男的女的加起来,也没几个比张浅潜牛逼。”

去年十月,野孩子在北京工体体育馆完成了声势浩大的二十周年演唱会。布衣乐队刚刚在美国录制完新专辑。张浅潜那些还在做音乐的老朋友们,似乎都稳扎稳打地走到了有所成就、顺遂妥当的一天。

她依然困顿,只能依靠酒吧演出维持生计。

她常演出的场地是“69咖啡”和“蜗牛的家”。蜗牛的老板小伟第一次在微博联系张浅潜约演出,是2013年的8月。半个月后,她回复:“你好呀。”小伟赶紧追问,又过了一周多,她回了两个“大笑”表情。小伟尽力追她前言不搭后语的跳跃思维,两人这样漫长地对话了半年,她的演出才终于敲定。到了演出那天,小伟无论通过什么方式都联系不上她,所有人都急得不行时,她踩着点出现。

与他合作的乐手朱光宇,多次在心里下定决心再也不帮她弹琴了,又多次推翻自己的决定。他帮张浅潜编配歌曲。她的吉他技术差劲,却也因此完全不落俗套。有很多这样的时刻,她跟着直觉走,朱光宇一听,这样弹竟然这么好。抱起琴,她脸上浓重的焦躁、犹疑就消失得无影无踪。她会直白地否定不够好的,也会在编出一段好的旋律时亢奋地嚷嚷“太好了,太好了”,哈哈大笑。

做音乐时,她最可爱。

张浅潜有一个厚厚的文件夹,夹着各式各样的信纸、打印纸和便签,那是她经年累月积攒下的作品。朱光宇对她说:“你这本子啊,价值连城”。

与张浅潜沟通需要极大的耐性。朱光宇、小伟和蘑菇都是在与她接触过一段时间后,才找到与她相处的办法。但大多数人等不到熟悉和了解的一天,他们在刚接触她时,便把她画了叉。

2011年,民谣歌手周云蓬写过一篇关于张浅潜的文章。他认为张浅潜的问题是,她的音乐做得非常好,但她不会经营自己。时代变了,如今是个单打独斗的时代,歌手不但要能唱歌,而且也要会谈判,会调音,会算账,还得自己写文案。

“她的个性,显然不适应这种‘十项全能’式的竞赛规则。但我们为什么不能给时代留那么一两个有个性的歌手?当我们听她唱片的时候,我们享受了一个艺术家能给出的最好的果实,这个果实是由她的个性、她张扬的性情、她充满悖论的感觉生出来的,也包括她不谙世事的那一部分。我们往往会奢望,又能吃到奇特的果子,又能看到一个四方周全、八面玲珑的人,岂知这是不可能的。”

周云蓬希望歌迷或媒体不要过于苛责她,给这个时代保留些许孩子气、神经质、浪漫主义。他写道:“就像我们大地上所有的河都向东流,但也允许一条倒淌河独自向西。”

“大家都讲规矩,”吴宁越说,“但艺术他妈的怎么讲规矩?”

有一次,张浅潜约我去她家。有个朋友的画展开幕。

这场小型开幕仪式在五道营胡同的一家西餐厅举行。参展的画家里,有一位是张浅潜住宋庄时认识的朋友。那天她看起来精神昂扬,背着双肩包蹬着帆布鞋,头顶的散发束了个小辫子,走起来一步一晃。西餐厅装潢雅致,红砖墙搭配复古木桌椅。张浅潜微笑着,一边品尝茶点一边与画家朋友们聊天叙旧,显得自然而得体。

主持开幕仪式的,也是张浅潜一个朋友,她说:“从事艺术很难,但我坚信每个人都应该有除了生活以外的,别的东西。”说到这里,她眼眶一红,说不下去了。

“你不会吧亲爱的。”张浅潜不急不慢地起身盛了一杯果酒,递给她,又回座位坐好。

接下来的几个画家朋友依次说了些感激和赞美的话,就轮到她了。

这个小插曲很快过去。仪式结束后,我们没有看画就走了。

张浅潜想出专辑,她需要一个排练的地方,也需要一位固定合作的乐手。她想办画展,需要联系场地和策展人。她也希望身边有熟悉亲密的朋友圈子,和能够帮自己打理事务的助手。如果要改变生活,必须有所行动。

许多次我到她家,她向我分析自己面临的困境。我告诉她把要事情一件一件解决,却没有成效。我建议她去找公司帮忙解决硬件和资金问题,她却觉得空手去有失礼节,应该带上些有诚意的礼物,比如亲手画的画。但很快她又说,其实不能去公司的真正原因是手头的作品还没有完善,“我都过不了自己这关”。

有许多朋友曾提出愿意帮她办画展,可她总是在要联系朋友时犹豫再三。她点开手机通讯录,来来回回地刷,半天也没有拨出一个电话。有时她在对话框编辑好长一条信息,看了很久,又一个字一个字删去。

有一天,我们在街上茫无目的地走了很久,她提出了一个又一个计划,又一一否定。直到晚上十点,她最终决定回家安安静静地把歌整理好。我把她送到地铁口,她犹豫不定,问我,“要不我们去酒吧看演出吧”。我小心拒绝后,她说:“回家我就又是一个人了,我不年轻了,太孤独了。”

我有时会被张浅潜的丧气和焦灼传染,替她着急,甚至有些生气——她本有足够的才华和条件,却把自己变成了这样。但有时我又很钦佩她,她的生活总让我觉得摇摇欲坠,可她却很强韧地一直过了下来。用吴宁越的话说,她就像车辙里的鬼,不管生活怎么将她碾来碾去,她总还是会冒出来。

有一次,我在咖啡馆见到了她多年的老朋友赵半狄。赵半狄是一位先锋艺术家,在张浅潜还在广州当模特时就与她认识了。那时,她还不叫张浅潜。他们合作拍摄年历,决定将作品命名为《赵半狄与XXX》,因此需要一个特别的名字。他想,别人总求“深”,那他就取“浅”字,“浅潜”两个字重音,读起来节奏感很好,在浅水里沉潜,意味也特别。张浅潜采纳了这个名字,一直沿用下来。

我们聊起张浅潜的境况,赵半狄说,你别忘了,苦难就是天才的宿命。“我觉得她已经很成功了,她有过精彩的爱情,也有自己的追求,她燃烧自己,活得真实,在她自己的维度里,她很成功。”

3月16日是张浅潜的生日。我拎着蛋糕到她家时,她正挽着袖子弯腰扫地。她把烟灰、头发、纸屑扫成一堆,空地面渐渐露了出来。

扫完地,她弓下腰忙忙碌碌地将数据线、笔、CD等等零碎物件一一归类,又着手收拾散落在房间各个角落的纸和文件。劳动让她充满干劲,我看着她急匆匆地在屋子里东抓一张,西取几页,又蹲下身在腿上拢成一叠,随意拾掇了几下。

抓起其中一叠A4纸时,她放慢了速度。纸上是她手写的歌词和曲谱,纸的边缘已经有些泛黄,她把它们立起来在桌面轻轻敲平,郑重地放回蓝色文件夹,摆到桌上。